FMchannel 世界那么大 阿拉伯世界-41

阿拉伯世界-41

第四十章 智力的贡献

穆斯林的西班牙,在中世纪欧洲的智力史上,写下了最光辉的一章。前面我们已经注意到,在八世纪中叶到十三世纪初这一时期,说阿拉伯话的人民,是全世界文化和文明的火炬主要的举起者。古代科学和哲学的重新发现,修订增补,承先启后,这些工作,都要归功于他们,有了他们的努力,西欧的文艺复兴才有可能。在这些方面,说阿拉伯话的西班牙,都有过重大的贡献。

在包括语言学、语法学、字典编辑法的纯粹的语言科学方面,安达卢西亚的阿拉伯人,落后于伊拉克的阿拉伯人。嘎里(901—967年),前面已经说过,是科尔多瓦大学的一位名教授,他出生于亚美尼亚,而受教育于巴格达。他的高足弟子穆罕默德·伊本·哈桑·左拜迪(928—989年),原籍希姆斯,他本人出生于塞维利亚。哈克木曾委派他监督他儿子希沙木的教育工作,希沙木继任后,任命他为塞维利亚的法官兼地方长官。左拜迪的主要著作,是一部分类列传,包括历代的语法学家和语言学家的传记,素优兑著语言学名著《华枝集》(al-Mnzhir)的时候,曾广泛地应用过这部杰作。在这里,应当指出,希伯来语法,主要是以阿拉伯语法为基础的,直到现在,希伯来语法里的术语还是从阿拉伯语法翻译过去的,而穆斯林西班牙是希伯来语法的诞生地。哈优只·犹大·本·大卫(阿拉伯语叫做艾卜·宰克里亚·叶哈雅·伊本·达五德),是科学的希伯来语法的鼻祖,曾在科尔多瓦享盛名,十一世纪初死在那里。

在文学方面,最著名的作家是科尔多瓦的伊本·阿卜德·赖比(860—940年),他是阿卜杜勒·赖哈曼三世的桂冠诗人。他的祖先是希沙木一世所释放的奴隶。他的声望是由于他所编辑的丰富多采的诗文选《希世璎珞》(al-'Iqd al-Farid),这部选集,除《乐府诗集》(al-Aghāni)外,是阿拉伯文学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但是,西班牙伊斯兰教最伟大的学者和最富有创见的思想家,要推阿里·伊本·哈兹木(994—1064年),他是伊斯兰教中想象力最丰富、著作最多的两三位作家之一。他自称是一个受阿拉伯贵族庇护的波斯人的后裔,其实他是一个放弃基督教,而改奉伊斯兰教的西班牙人的子孙。他在青年时代,曾以大臣的资格,出入阿卜杜勒·赖哈曼·穆斯台兹希尔和希沙木·穆耳台德的摇摇欲坠的宫廷,但是,随着伍麦叶哈里发王国的瓦解,他便退职去过一种隐居的生活,从事文学工作。据伊本·赫里康和基弗兑的记载,他在史学、教义学、圣训学、逻辑学、诗学及有关学科方面的著作达四百册。他拥护教律学上和教义学上的直解学派(al-Zāhiriyah),在那个时代,这个学派早已灭亡了。他在阐释这个学派方面是孜孜不倦的。他在文学的活动中也是精神勃勃的。他在情诗选集《斑鸠的项圈》(Tawqal-Hamāmah)中颂扬了精神恋爱。他的著作保存到现在的最有价值的是,《关于教派和异端的批判》(al-Faslfial-Milalw-al-Ahwǒw-al-Nihal),他成为研究比较宗教学的第一位学者,这个荣誉就是这部著作给予他的。他在这部著作中指出,《圣经》里有种种费解的故事,而在十六世纪比较高明的评论出世之前,从来没有人考虑过这些问题。

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各小国诸王时代,特别是阿巴德人、穆拉比兑人和穆瓦希德人的时代,是特别重要的时代。在伍麦叶人时代播下的文化种子,到了这个时代才进入开花结果的茂盛时期。由于内战的爆发,结束了伍麦叶人的时代,由于各新王朝相继兴起,塞维利亚、托莱多和格拉纳达等城市就夺去了科尔多瓦的光辉。阿拉伯化的基督教徒,穆扎赖卜人,是精通阿拉伯文学的,他们从科尔多瓦城,把阿拉伯文化的许多要素,传达给南北各王国的人民。在散文方面,十三世纪时代在西欧开始兴起的寓言、轶事、训戒故事等,同来源于印度和波斯的早期的阿拉伯作品都非常相似。可爱的寓言《凯利莱和迪木奈》,曾依卡斯提尔和莱昂的国王英明的阿尔封索(1252—1284年)的命令而译成西班牙语,后来不久,又由一个受洗的犹太人译成拉丁语。这部寓言的波斯语译本,译成法语后,成为拉封丹写作《故事集》的资料之一,这是这位诗人自己所承认的。西班牙的歹徒故事,酷似阿拉伯语的“麦嘎麻”(maqamah),麦嘎麻是一种有韵脚的散文,用语言学奇珍的各式各样的方法,加以点缀,利用一个豪爽的英雄的各种冒险故事,来进行一些道德的说教。但是,阿拉伯文学对中世纪欧洲文学最重要的贡献,却是阿拉伯文学的形式对于欧洲文学的影响,这种形式帮助西方的想象力摆脱陈陈相因的、狭隘的清规戒律。从西班牙文学丰富的幻想,可以看出阿拉伯文学的楷模作用。塞万提斯所著《堂吉诃德》(Don Quixote)一书里的才华,就是最好的例证。作者一度被俘虏到阿尔及利亚去,曾经诙谐地说过,这部书是以阿拉伯语的著作为蓝本的。

无论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代,只要人们使用阿拉伯语言作为交际的工具,他们就非常喜欢作诗。无数的诗篇,口耳相传,流行很广,到处受到听众的赞扬,他们所欣赏的,与其说是诗歌的含义,不如说是诗歌的优美的音调和绝妙的措辞。说阿拉伯话的人民对于歌词的优美与谐和,能感到真正的愉快,在西班牙,情况也是这样。伍麦叶王朝的第一位君主,就是一位诗人,他的几位继任者,也都是诗人。在小王国的国王当中,穆耳台米德·伊本·阿巴德,特别蒙受诗神们的宠爱。大多数君主都有桂冠诗人,生活在他们的宫廷里,随着他们出去旅行和打仗。塞维利亚曾夸耀自己有最大多数文雅的、具有才华的诗人,但是,在很久以前,诗的火焰早已在科尔多瓦燃着了,后来,又在格拉纳达发出了光辉,在那座城市充当伊斯兰教的堡垒期间,诗的光芒一直向四方放射。

除伊本·阿卜德·赖比、伊本·哈兹木、伊本·赫帖卜外,西班牙还产生过大量的诗人。他们的创作,直到现在还被认为是标准的作品。在这批诗人中,伊本·宰敦(1003—1071年)被某些评论家认为是安达卢西亚最伟大的诗人。伊本·宰敦出身于麦加城古莱氏族麦赫助木支的贵族家庭。起初他是科尔多瓦寡头政治的领袖伊本·哲海韦尔的机要总管,但后来失宠了,大概是因为他迷恋了女诗人韦拉黛,哈里发穆斯台克菲的女儿。在他被关押并放逐了几年之后,阿巴德王朝的穆耳台迪德任命他为国务大臣兼总司令,还给他一个称号dhn-al-wizāratayn,意思是文武大臣,既是耍笔杆的,又是耍枪杆的。在他的影响之下,穆耳台米德于1068年派遣一支军队去进攻科尔多瓦,从哲海韦尔人的手中夺取了那座城市。伊本·穆耳台米德的宫廷,暂时迁往科尔多瓦,伊本·宰敦在这个宫廷里曾引起另一位诗人的嫉妒。这位诗人名叫伊本·阿马尔,是一位大臣,是伊本·宰敦的敌手,他出身不明,起初过着一种流浪生活,谁给他报酬,他就歌颂谁的功德。1086年,伊本·阿马尔在塞维利亚死于他的庇护者伊本·穆耳台米德的手中。伊本·宰敦不仅是一位有才华的诗人,而且是一位驰名的书简作家。他的流传最广的书简之一,是他斥责伊本·阿卜都斯的信件,伊本·阿卜都斯是伊本·哲海韦尔的大臣,是伊本·宰敦的情敌,他们两人争夺韦拉黛的爱情。伊本·宰敦用来向韦拉黛求爱的几句诗辞,描绘了宰海拉宫及其花园的明媚风光,而且说明了他对于自然的深厚的感情,这是西班牙阿拉伯诗的特征。

才貌双全的韦拉黛(1087年卒),又妩媚,又多才,是西班牙的萨福,西班牙的阿拉伯妇女,对于诗歌和文学似乎具有特别的才华和鉴赏力。麦盖里曾用专章叙述安达卢西亚的这些妇女,“雄辩是她们的第二种本能”。韦拉黛在科尔多瓦的家,是才子、学者和诗人们的聚会场所。

次要的诗人有艾卜·易司哈格·伊本·赫法哲(1139年卒),他在巴伦西亚城南面的一个小村子里度过自己的一生,从来没有去向当代的那些小国王献殷勤。还有塞维利亚城放荡的青年诗人穆罕默德·伊本·哈尼伊(937—973年),他作过几首颂辞,歌颂法帖梅王朝的哈里发穆仪兹。伊本·哈尼伊被认为感染了希腊哲学家的思想。

西班牙的阿拉伯诗歌,在一定限度内,从陈陈相因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然后发展了几种新的韵律形式,而且对于自然美几乎具有现代的敏感。西班牙的阿拉伯诗歌,通过歌谣和情歌,表现了一种温柔的、浪漫的感情,这种感情是中世纪骑士风的先声。在十一世纪初叶,在安达卢西亚发展了两种抒情诗体,一种是双韵体(muwashshah),另一种是民歌体(zajal)。这两种诗体,都是在歌曲收尾的选句的基础上创立的,当然都是可以歌唱的。无论在什么地方,音乐和歌曲,同诗歌结成同盟,而且维持了这种同盟关系。

科尔多瓦的吟游诗人艾卜·伯克尔·伊本·顾兹曼(1160年卒),从这个城市漫游到那个城市,到处歌颂伟人的事迹。在他之前,民歌体完全归即席诗人们采用,到了他手里,才提高到文学体裁的地位。至于双韵体,那不仅是在西班牙发展起来的,而且是在西班牙发明的,后来才从那里传到北非和东方。双韵体的作家中有图德拉的盲诗人艾卜勒·阿拔斯·图德里,于1126年夭折。他歌颂了优素福·伊本·塔什芬的儿子和继任者阿里的光荣业绩。还有易卜拉欣·伊本·赛海勒(1251或1260年卒),他是从犹太教改奉伊斯兰教的,但坚持饮酒的习惯,以致人们怀疑他是否真地改信了伊斯兰教。第三个是格拉纳达的穆罕默德·伊本·优素福·艾卜·哈彦(1256—1344年),他有柏柏尔人的血统,精通好几国的语言,编写过波斯语、土耳其语、科卜特语和埃塞俄比亚语的语法书。这些语法书流传至今的只有土耳其语法书。

阿拉伯诗歌,特别是抒情的诗歌,引起了本地基督教徒的赞美,而成为同化他们的有力因素之一。民歌体和双韵体这两种诗歌体裁,发展成为卡斯提尔地方通俗的诗歌体裁,叫做村歌体(vil-lancico),这种体裁被广泛地应用于基督教的赞美诗,包括圣诞颂歌。六重唱原来的格式大概是这样押韵:CDE,CDE,因此很可能受到了一种阿拉伯民歌体的启发,这种民歌体可以在安达卢西亚诗人的著作中找到例证。盖兹威尼(1283年卒)断言,在葡萄牙南部的锡瓦维什,连农民也会作诗。这使人想起现代黎巴嫩的民间诗人qawwālūn(能言者),他们能出口成章地创作民歌,他们的有些创作仍然被叫做民歌体和双韵体。

远在八世纪时,歌颂精神恋爱的明确的文学形式,早就出现于西班牙,这说明阿拉伯诗歌的特殊贡献。在法兰西南部,到十一世纪末,才出现第一批羽毛丰满的普罗旺斯派诗人,他们用异想天开的丰富的想象,表达了自已跳动的爱情。兴盛于十二世纪的行吟诗人也是仿效他们南方的同时代民歌演唱者的。由于追随阿拉伯的先例,讴歌美丽妇女之风,突然兴起于西南欧洲。早期欧洲文学最高贵的丰碑《罗兰之歌》(Chanson de Roland),出现于1080年之前,这标志着西欧的一种新文明的开端,正如荷马的史诗标志着具有历史意义的希腊的开端一样,而这首诗却是由于在军事上和穆斯林的西班牙接触而产生的。

跟一切穆斯林国家一样,初等教育的基础,是诵读和抄写《古兰经》,学习阿拉伯语语法和诗法。教育虽然主要是私人的事业,却十分普及,西班牙穆斯林中很大一部分人都会读书写字,这种情况在当时的欧洲是无与伦比的。这里小学教师的作用,比在别的伊斯兰国家更受重视。按照麦盖里那样一位作家所描写的妇女在教育生活中的地位来看,“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原则,在安达卢西亚是不大适用的。文学史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高等教育的基础,是《古兰经》注释、教义学、哲学、阿拉伯语法、诗学、辞典学、历史学和地理学。有几座主要城市的学校,可以叫做大学,其中主要的有科尔多瓦、塞维利亚、马拉加和格拉纳达四大城市的大学。科尔多瓦大学,除教义学系和法律学系外,还有天文学系、数学系和医学系。在这所大学注册的学生,有好几千人,持有这所大学的毕业证书者,可以在这王国中获得挣钱最多的官职。格拉纳达大学是奈斯尔王朝的第七位君主优素福·艾卜勒·哈查只(1333—1354年)创办的,诗人兼史学家列萨努丁·伊本·赫贴卜曾经在他的政府任职。这所大学的门口,有几个石狮子在守护着。课程包括教义学,法律学、医学、化学、哲学和天文学。卡斯提尔学生和其他外国留学生,都光顾这所大学。在这所大学和其他大学里,时常举行公共集会和各种纪念会,在会上有人朗诵新颖的诗篇,有人作学术讲演,这些人主要是教授会的成员。大学门口中意的铭文是这样的:“世界的支柱,只有四根:哲人的学问,伟人的公道,善人的祈祷,勇士的汗马功劳。”

图书馆和大学,是一道兴盛起来的。科尔多瓦的皇家图书馆,是穆罕默德一世(852—886年)所创建的,阿卜杜勒·赖哈曼三世曾加以扩大,后来,哈克木二世把自己收藏的图书捐赠给这所图书馆,从此它就变成了规模最大,秩序最好的图书馆。一些私人,包括妇女,都各有自己所珍藏的图书。

穆斯林的生活,缺乏希腊和罗马的两大特征:政治会议和剧场,由于这种特殊情况,书籍差不多就成了他们谋求知识的唯一手段。作为书籍的市场,科尔多瓦在西班牙是首屈一指的。下面的轶事,可以说明那个时代的精神:

我旅居科尔多瓦期间,常常去逛书店,想找到我特别感觉兴趣的一本书。最后,我找到一本书法秀拔、装帧漂亮的写本。我很高兴地出了一笔价钱,但是别人出了更高的价钱,我屡次都被别人抢先,以至于出价超过了正常的限度。于是我对拍卖人说:“这个竞买者已经把这本书的价钱抬高得超过这本书的价值,请你让我跟他见见面。”于是他带我去见一个衣着华丽的人。我走近他,对他说:“愿真主保佑我们的教义学家的健康!如果这本书对你有特别的用处,我愿意让你买去,因为出价已超过限度了。”他的回答是:“我不是教义学家,我也不知道这本书的内容是什么。但是,我刚建立了一所图书馆,我很重视它,为的是在本城最显贵的人物中间夸耀。我的书架上还有一个空处,我看这本书的大小和厚薄正好能把那个空处填满。我看见这本书的字体很好,装潢也美,我很喜欢,出多大的价钱,我毫不在乎,因为我——感谢真主——是一个财主。”

要不是本地的工厂能制造写字用纸,安达卢西亚想要有这么多书籍,是不可能的,把造纸术传入欧洲,是伊斯兰教对于欧洲的最有益的贡献之一。要是没有纸张,十五世纪中叶在德意志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是不可能成功的;要是没有纸张和印刷术,欧洲的具有相当规模的普及教育,也是不可能实现的。造纸术是从东方传入摩洛哥,十二世纪中叶,再从那里传入西班牙的。雅古特说沙兑卜(Shātibah即Játiva,哈提发)是西班牙的造纸工业中心。这件历史事实,可以从语言学得到证明,英语的ream(纸的一令)一词,得自古法语的rayme,rayme从西班牙语的resma变来,resma又是从阿拉伯语rizmah(一捆,一把)借来的。在西班牙之后,造纸工业又在意大利兴盛起来(约在1268—1276年),也是由于穆斯林的影响,大概是从西西里岛传入的。法兰西有第一批造纸工厂,应归功于西班牙的传授,并不是象某些人所说的,应归功于十字军的归国。从这些国家,造纸工业逐渐传遍了欧洲。阿卜杜勒·赖哈曼的一位秘书,常常在家里把公文写好,再送到一个特别的机关去复制——印刷(tab‘,可能是木版印刷)——许多份,然后,分送到政府的各机关去。

穆斯林在西班牙的势力被摧毁之后,菲利普二世(1556—1598年)和他的几位继任者,从各阿拉伯图书馆搜集到的残存的书籍,不到二千册。这些书籍构成了埃斯科利亚尔图书馆的核心,这所图书馆,至今仍存在于马德里附近。十七世纪初期,摩洛哥的国王舍利夫·宰丹,从首都逃难,把自己珍藏的图书装载在一只船上,船夫预先没有获得充足的船资,不肯把那船图书卸在适当的目的地。那只船在开往马赛的途中,落在西班牙海盗的手里,船里的三四千册图书,被菲利普二世拿去,收藏在埃斯科利亚尔图书馆,因此该馆变成阿拉伯语写本最多的图书馆之一。

在西班牙,阿拉伯的语言学、教义学、历史学、地理学、天文学和类似的科学,是发展得比较晚的,因为那里的穆斯林和他们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同教人不同,他们可以向当地人学习的地方很少。就在他们兴起之后,西班牙的科学还是落后于东方的哈里发帝国。西方的穆斯林最擅长的科学是植物学、医学、哲学和天文历算。

安达卢西亚最早而且最著名的史学家之一,是艾卜·伯克尔·伊本·欧麦尔,他被通称为伊本·孤帖叶,他生于科尔多瓦,在那里活动,于977年死在那里。他的著作是《安达卢西亚征服史》(Tarikh Iftitāh〔或Fath〕al-Andalus),起自穆斯林的征服,迄于阿卜杜勒·赖哈曼三世在位的初期,我们这本书曾以此书为参考。伊本·孤帖叶还是一位语法学家,他所著的动词变化论是关于这个题目的最早的著作。另一位早期的、著作更多的历史著作家是科尔多瓦的艾卜·麦尔旺·哈彦·伊本·赫莱夫,他的外号是伊本·哈彦(987或988—1076年)。伊本·哈彦的著作书目中包括不下五十个书名,有一部书叫做《坚实集》(al-Matin),计六十册。可惜他的著作都散佚了,流传下来的只有《安达卢西亚人物志》(al-Muqtabis fi Ta’rikh Rijāl al-Andalūs)。关于穆瓦希德王朝时期的历史,最有价值的著作是摩洛哥的史学家阿卜杜勒·瓦希德·马拉库什于1224年写成的专著,他在西班牙侨居多年。

安达卢西亚产生了几位传记作家,其中最著名的一位是艾卜勒·韦立德·阿卜杜拉·伊本·穆罕默德·伊本·法赖迪,他于962年生于科尔多瓦,在那里上学,又在那里教学。他三十岁的时候,曾去朝觐圣地,途中在盖赖旺、开罗、麦加、麦地那四个地方停留下来,从事学习。他回国后,被任命为巴伦西亚的法官。1013年,柏柏尔人劫掠科尔多瓦的时候,伊本·法赖迪在家中被暗杀;他的尸体在第四天才被发现,已经腐烂不堪,不能再依照教规浴尸、入殓、举行殡礼了。他的著作流传下来的只有《安达卢西亚学者列传》(Ta’rikh ‘Ulamā’al-Andalūs)。伊本·白什库瓦勒曾为这部西班牙阿拉伯学者传记写了一个续编,叫做《安达卢西亚学者列传续编》(al-Silah fi Ta’rikh A’immat al-Andalus),于1139年完成。伊本·白什库瓦勒的著作,据说有五十多种,但是,流传下来的只有两种,这是其中之一。伊本·白什库瓦勒,于1101年生于科尔多瓦,于1183年死在那里。巴伦西亚人艾卜·阿卜杜拉·穆罕默德·伊本·阿巴尔(1199—1260年)曾为这部续编写了一本补遗,叫做《续编补遗》(al-Takmilah li-Kitāb al-Silah)。除了这本补遗外,伊本·阿巴尔还写过一部传记总集,叫做《镶黄条外衣》(al-Hullah al-Siyarā’)。还有一部有价值的西班牙阿拉伯科学家辞典,叫做《安达卢西亚学者志》(Bughyat al-MultamisfiTa’rikh Rijāl al-Andalus),著者是在木尔西亚省活动的达比·艾卜·扎法尔·艾哈迈德·伊本·叶哈雅(1203年卒)。

在科学史方面,我们有托莱多人赛义德(1029—1070年)所著的《各民族分类》(Tabaqāt al-’Umam),这部书是基弗兑、伊本·艾比·伍赛比耳和伊本·易卜里三人的参考书。在左农王朝,赛义德曾任托莱多的法官,他还是著名的史学家、数学家和天文观测家。

有两个人的名字,可以表示西方的伊斯兰教所能获得的文学上的最高造诣和最渊博的历史知识,这两个人是一对好朋友,也是奈斯尔王朝的两位官员,一个是伊本·赫帖卜,另一个是伊本·赫勒敦。

列萨努丁·伊本·赫帖卜(1313—1374年)是一个阿拉伯家族的苗裔,他的祖先从叙利亚迁移到西班牙。在奈斯尔王朝第七位国王优素福·艾卜勒·哈查只(1333—1354年)和他的儿子穆罕默德五世(1354—1359,1362—1391年)的时代,他有过“文武大臣”(dhu-al-wizāratayn)夸大的头衔。1371年宫廷中发生阴谋,他从格拉纳达逃到法斯,过了三年,有人因为私人的不和,对他进行报复,把他勒死了。他死之后,格拉纳达——即使不是整个阿拉伯的西班牙——就丧失了最后一位重要的作家、诗人兼政治家。伊本·赫帖卜的六十多种著作,主要是关于诗歌、纯文学、历史、地理、医学和哲学的,约有三分之一流传到现在。对我们来说,这些著作中最重要的是《格拉纳达志》,是一部内容宏富的著作。

阿卜杜勒·赖哈曼·伊本·赫勒敦(1332—1406年)生于突尼斯,他是西班牙阿拉伯人家族的成员,这个家族发源于肯德部族。他的祖先于八世纪时从也门迁移到西班牙,他的子孙直到十三世纪都活动于塞维利亚。阿卜杜勒·赖哈曼本人在法斯担任过许多高级的官职,后来失宠了,于1362年到格拉纳达的国王穆罕默德五世的宫廷任职。国王曾派遣他到卡斯提尔的宫廷去进行重要的和平谈判。过了两年,由于他的有权力的朋友伊本·赫帖卜的猜忌,而退归马格里布。他在这里担任过几个重要职务,最后退隐于伊本·赛拉麦城堡,在那里开始编写他的历史著作,一直住到1378年。1382年,他出发到麦加去朝觐天房,但是,他停留在开罗,在著名的爱资哈尔清真大寺讲学。过了两年,他被麦木鲁克王朝的素丹扎希尔·贝尔孤格任命为开罗城马立克派的法官的领袖。1401年,他跟随贝尔孤格的继任者纳绥尔到大马士革去跟可怕的帖木儿对敌,帖木儿把伊本·赫勒敦当做贵宾接待。这位史学家在北非和西班牙的政治舞台上就是这样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所有这些都为他出色地编写他的伟大著作准备了条件。他的包罗宏富的历史,叫做《阿拉伯人、波斯人、柏柏尔人历史的殷鉴和原委》(Kitāb al-‘Ibar wa-Diwān al-Mubtada’w-al-Khabar fi Ayyāmal-‘Arab w-al-‘Ajām w-al-Barbar),全书共分三编:绪论(Muqad-damah)自成一册;正文,是全书的主干,论述阿拉伯人及其四邻各民族的历史;附录,概述柏柏尔人和北非穆斯林各王朝的历史。可惜他在绪论里中肯地提出的批评理论,并没有应用于这部著作的主要部分。但是,论述马格里布的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各部族的那一部分,将永远成为一部有价值的指南。

伊本·赫勒敦的声望,是从他的《绪论》获得的。他在这篇绪论里,初次提出一种历史发展的理论,这种理论正确地认识到气候、地理、道德和精神力量等物质条件的作用。伊本·赫勒敦致力于表述民族盛衰的规律,因此,我们可以说他是历史的真正广度和性质的发现者,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最少我们可以说,他是社会学科学的真正奠基人。没有一个阿拉伯作家,也没有一个欧洲作家,曾经用那样既渊博又富于哲学卓见的眼光来观察历史。所有评论家一致的意见是,伊本·赫勒敦是伊斯兰教所产生的最伟大的历史哲学家,也是历代最伟大的史学家之一。

十一世纪最著名的地理学家是白克里,他是一个西班牙的阿拉伯人;十二世纪,甚至是整个中世纪时期最著名的地理学著作家和制图家,是易德里西,他是西班牙一个阿拉伯王室的苗裔,曾在西班牙受教育。

白克里的全名是艾卜·欧拜德·阿卜杜拉·伊本·阿卜杜勒·阿齐兹·白克里,他是西方穆斯林有著作流传下来的最早的地理学家。他活动于科尔多瓦,1094年死在那里,死时已达高龄。他是一位文学研究家、诗人、语言学家,他因大部头的地理学著作而获得名声,他的名著叫做《列国道路志》(al-Masālik w-al-Mamālik),这部书象中世纪时代大部分地理学著作那样,是以旅行指南的体裁写成的。这部书只有一部分流传下来。

易德里西于1100年生于休达,曾为西西里岛上诺曼国王罗吉尔二世的宫廷增光,讲到西西里岛时再论述他的贡献。

在易德里西之后,阿拉伯的地理文献,就没有伟大的独创力了,只有一些旅行家的游记,这种作品在当时是特别多的。在这些旅行家当中,最著名的是伊本·祝拜尔,他的全名是艾卜勒·侯赛因·穆罕默德·伊本·艾哈迈,他于1145年生于巴伦西亚,在哈提发受教育。在1183年到1185年间,伊本·祝拜尔曾从格纳那达动身到麦加去朝觐天房,然后回国,在这个期间,他游历了埃及、伊拉克、叙利亚,当时叙利亚的部分土地还在十字军的手中;他还游历了西西里岛。他还利用别的两个机会,到东方去旅行,一次是在1189年到1191年,另一次是在1217年,但他最后一次只到达亚历山大港,就去世了。他第一次旅行的游记(Rihlah)在阿拉伯文学中是最重要的游记之一。另一位西班牙阿拉伯的地理学家兼游历家是格拉纳达人马齐尼,他的全名是艾卜·哈密德·穆罕默德·马齐尼(1080/81—1169/70年),他曾于 1136年访问俄罗斯。当他在伏尔加河地区的保加尔人中间的时候,他看到一种别的资料里没有提到的商务活动:那里买卖猛犸象牙的化石,那种商品输出到花拉子模去,用做制造梳子和宝石盒的材料。

伊本·祝拜尔和马齐尼的游记,同中世纪时期穆斯林的世界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的游记比起来就黯然失色了。伊本·白图泰是摩洛哥的阿拉伯人,他的全名是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拉·伊本·白泰图,1304年生于丹哲(即丹吉尔),1377年死于马拉库什。在十四世纪的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他曾四次到麦加朝觐天房,在这个期间,曾游历了整个穆斯林世界。东边他到达锡兰、孟加拉、马尔代夫群岛和中国。他还访问过君士坦丁堡。1353年,在他最后的旅行中,他曾深入中部非洲。据说他曾访问过喀山附近的保加尔城和伏尔加河,这似乎是他游记中唯一重大的虚构。

阿拉伯人的地理学研究,对于西方的影响是有限的。他们保持了古代的地圆说,没有这种学说,发现新大陆就是不可能的。这种学说的代表者是巴伦西亚人艾卜·欧拜德·穆斯林·巴伦西,活动于十世纪前半期。他们继续鼓吹印度的一个观念,认为世界的这个已知的半球,有一个“圆屋顶”或者“顶点”,座落在与四个方位基点距离相等的地方。这一“艾林”(arīn)理论,写进了1410年出版的一本拉丁语的著作里。哥伦布从这本著作里知道了那条原理,因此,才相信大地象一个梨子,在西半球上与“艾林”相对的地方,有一个相应的崇高的中心。但是,在天文地理学和数学的领域中,还是对西方学术界贡献了一些新颖的概念。

十世纪中叶后,有人在西班牙刻苦地钻研天文学,这种研究曾获得科尔多瓦、塞维利亚、托莱多等地统治者的特别爱护。安达卢西亚的天文学家,大半追随巴格达的艾卜·麦耳舍尔,相信星辰对于人类的吉凶祸福和生死存亡,有着重大的影响。要研究星辰的这种影响,即研究占星学,必须确定世界各个地方的位置和那些地方的经度和纬度。这样,占星学对于天文学的研究就作出了贡献。拉丁的西方,正是通过西班牙,最后发现了东方在天文学和占星学方面的启示。主要的穆斯林天文学著作,是在西班牙被译成拉丁语的,十三世纪在阿尔封索十世庇护下编纂的阿尔封索历表,只是阿拉伯天文学的发展罢了。

西班牙的阿拉伯天文学家,以他们东方同教的老前辈们的天文学和占星学著作为参考,而进行研究。他们重新提出了同托勒密的学说有别的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而且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攻击托勒密的天动地静的说法。早期西班牙的阿拉伯天文学家中杰出的人物有科尔多瓦人麦只里帖(约于1007年卒)、托莱多人宰尔嘎里(约1029—约1087年)、塞维利亚人伊本·艾弗莱哈(在1140到1150年间卒)。

艾卜勒·卡西木·麦斯莱麦·麦只里帖是西班牙穆斯林最早的重要的科学家,他校订过花拉子密的行星表(历表),这是穆斯林天文学家的第一个历表。这一历表原来是以耶斯提泽德纪元为基础的,他把它改编成以回历纪元为基础,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以科尔多瓦的子午线代替了“艾林”的子午线。1126年巴斯人阿德拉把这些历表译成拉丁语,叫做花拉子密历表。大约十四年后,另一个重要的历表,即900年前后白塔尼所编纂的历表,又被蒂沃利人柏拉图译成拉丁语,过了很久以后,在外号哲人兼天文学家的阿尔封索十世(1284年卒)的赞助下,这个历表,曾由阿拉伯语直接译成了西班牙语。麦只里帖拥有的许多尊敬的称号之一是“数学家”(al-hāib),因为他被认为是数学(包括测定法)方面的首领(imām)。把精诚同志社的论文集介绍到西班牙的,不是他,就是他的科尔多瓦的学生艾卜勒·哈克木·阿慕尔·克尔马尼(1066年卒)。

著名的托莱多历表,是以西班牙的几位穆斯林的和犹太教的天文学家的观测和研究为基础的,这些天文学家中著名的有宰尔嘎里,他的全名是艾卜·易司哈格·易卜拉欣·伊本·叶哈雅(约1087年卒)。这些历表包含着地理学的知识,那是从托勒密和花拉子密的著作中得来的,在十二世纪时克利摩拿人热拉尔曾把这些历表译成拉丁语。马赛人雷蒙的许多著作,同样大半是在1140年从宰尔嘎里的天文原理中汲取的。地中海岸的长度,被托勒密估计得过大,他定为62度,花拉子密削减成52度,而大概是宰尔嘎里把那个数字降低到接近正确的42度的。宰尔嘎里显然是这个时代的第一流的天文观测家。他设计过一种改良的观象仪,叫做萨非哈(Safihah),他首先证明了太阳对众星辰的最远点的运动。依照他的测量,这个值达12.04,"而真正的值是11.8"。哥白尼在他所著《天体的运行》(Derevolutionious orbium coelestium)一书中就援引过白塔尼和宰尔嘎里的著作。

扎比尔·伊本·艾弗莱哈(Jābir ibn-Ablah,拉丁语叫Geberfilius Affl)的著作《天文学书》(Kitāb al-Hay’ah),也由克利摩拿人热拉尔译成拉丁语,伊本·艾弗莱哈在这部著作里尖锐地批评了托勒密,而且正确地断言内行星、水星和金星,没有显而易见的视差。伊本·艾弗莱哈的这部著作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书中有一章专论平面三角学和球面三角学。在伊本·艾弗莱哈之前两个半世纪的时候,白塔尼就广泛地传播了我们今天所使用的三角比的许多初步概念,即使我们还不能说这些是他发现的。正如代数学和解析几何学一样,三角学大部分是阿拉伯人创立的。

在最后的西班牙天文学家当中,首屈一指的是比特鲁吉,他的全名是努尔丁·艾卜·易斯哈格·比特鲁吉(al-Bitrūji,即拉丁语的 Alpetragius,约于1204年卒),他是伊本·图菲利的学生。他所著的《天文学书》是专论各天体的对座位置的,这本书很著名,因为著者企图把错误的同心球说变相地复活起来。比特鲁吉虽然被认为是一种新天文学的代表者,其实他是亚里士多德学说的复制者;他的著作标志着穆斯林反托勒密运动的顶点。十二世纪末,亚里士多德关于天文学、物理学和气象学的著作,被大量地从阿拉伯语译成拉丁语,亚里士多德关于地理学的思想大部分也都见于这些著作里。

阿拉伯天文学家,把他们辛勤劳动的、永垂不朽的成绩保存在天上,我们看一看一个普通天球仪上所记载的星宿的名称,就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这些成绩。在各种欧洲语言中,大多数星宿的名称都来源于阿拉伯语,例如Acrab(‘aqrab,蝎子)、Algedi(al-jadi,小山羊)、 Altair(al-tāir,飞乌)、 Deneb(dhanab,尾巴)、Pherkad(farqad,牛犊)等,而且有大量的天文学术语,如 azimuth(al-sumūt,地平经度)、nadir(nazir,天底)、zenith(al-samt,天底)等,也同样来源于阿拉伯语,由此可以证明,伊斯兰教给基督教欧洲留下多么丰富的遗产。欧洲的数学词汇也雄辩地证明阿拉伯科学的影响。除上面已经引证的借用词algebra(代数学)和 algarism(阿拉伯式记数法)外,还有某些阿拉伯术语译成了拉丁语。代数学的术语surd(不尽根),是十六世纪时从拉丁语借用的名词,意思是“聋子”,是阿拉伯语jadhr asamm(聋根)的义译。在三角学里,sine(正弦,得自拉丁语的sinus)也是从阿拉伯语jayb(衣袋)译过去的,而这个阿拉伯术语又是从梵语的jiva译过来的。活动于十二世纪中叶的英国数学家切斯特人罗伯特首先使用sinus这个术语,其意义与阿拉伯语的jayb用在三角学上的意义正相等。

从阿拉伯语借用的数学术语,最有趣的是cipher或zero(零号)。我们已经说过,阿拉伯人并不是零号的发明人,但是,他们不仅把零号和阿拉伯数字一道传入欧洲,而且教会西方人如何使用这种最方便的发明,从而便于把算术应用于日常生活之中。在这一套数字里,零是头等重要的。在多位数中,如果个位或十位、百位等是空白,就用“表示零的这个小小的圆圈儿去填满那个空白”。要是没有零号,我们就必须把我们的数字分别排列在个、十、百、千等单位的栏里,也就是说,只有珠算,没有笔算了。

我们早已知道,在九世纪前半期从事著作的花拉子密,是第一个鼓吹者,他首先主张用这一套数字和零号,代替阿拉伯原有的字母记数法。这些数字叫做印度数字(Hindi),表示其发源于印度。他所写的关于印度运算法的著作,在十二世纪时由巴斯人阿德拉译成拉丁语,叫做De numero indico(印度数码),这个译本保存到现在,阿拉伯语的原本却失传了。此外,远在九世纪后半期,西班牙的穆斯林早已发展了一套数字,叫做“尘土字母”(hurūf al-ghu-bār),形状与印度数字略有不同,原来是应用于某种沙土算盘的。大多数的学者认为这种数字象印度数字一样也是导源于印度的;有些学者却认为这种数字是罗马人发明的,在阿拉伯人到西班牙之前,早已通行于西班牙了。吉尔柏特(Gerbert),首先科学地描写了尘土数字。他后来成为教皇西尔韦斯特二世(999—1003年),在任教皇之前,他曾在西班牙留学好几年,他的著作在载有这种数字的最古老的阿拉伯语写本(874年)之后一百年左右出版。现代的欧洲数字,与其说近似印度数字,不如说近似尘土数字。

阿拉伯数字在非穆斯林的欧洲的传播,是非常缓慢的。基督教的数学家,在十一世纪、十二世纪和十三世纪的部分时期中,坚持使用陈旧的罗马数字和算盘,或者采取折中办法,使用阿拉伯记数法和他们自己的旧式数字。新数字首先应用于实际的目的,是在意大利。比萨人利奥那多曾受教于一位穆斯林数学家,又曾游历北非,1202年,他刊行了一部著作,这是阿拉伯数字传入意大利的主要的里程碑。这部著作并且标志着欧洲数学的开始。如果继续使用旧式的数字,而要数学沿着某些路线前进,那是不可能的。计算的科学能有今日的进步,应该归功于零号和阿拉伯数字。

在博物学方面,特别是在纯正的和实用的植物学方面,正如在天文学和数学方面一样,西方的穆斯林,从他们的研究成果,增加了世界的科学财富。他们对于枣椰和大麻一类植物的雌雄性的区别,做过正确的观察。他们把植物分成若干类,有些是由插条生长的,有些是由种子生长的,有些是天然生长的。这种植物分类法,见于伊本·赛卜耳因对弗雷德里克皇帝所提出问题的答复之一。科尔多瓦的医生加菲基,全名是艾卜·哲耳法尔·艾哈迈德·伊本·穆罕默德·加菲基(1165年卒),他曾搜集了西班牙和非洲的植物,并列出了每种植物的阿拉伯语的、拉丁语的、柏柏尔语的名称,而且加以描写,这种描写可以说是阿拉伯语中最清楚、最精密的。他的主要著作是论药用植物的《本草》(al-Adwiyah al-Mufradah,独剂药)。后来的、更著名的医生伊本·贝塔尔是他的同业和同乡,对他的这部著作,不但加以引证,而且用于临床治疗。在十二世纪末叶活动于塞维利亚的艾卜·宰凯里亚·叶哈雅·伊本·穆罕默德·伊本·阿瓦木,曾写过一篇关于农业的论文,书名是al-Filāhah(农业),这篇论文是伊斯兰教中关于这个课题最重要的著作,而且是中世纪时代的最杰出的著作。这部著作的部分材料,是得自较古的希腊著作和阿拉伯著作;另一部分材料,是西班牙穆斯林农民生产经验的总结;书中论述了五百八十五种植物,并且说明五十多种果树的栽培方法。这部书就嫁接及土壤和肥料的特性,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见解,论述了许多果树和葡萄的病虫害的症候,并且提出了治疗的方法。这部书虽然非常重要,一般阿拉伯著作家知道这本书的却很少;伊本·赫勒敦、雅古特、哈只·赫勒法等人都不知道,伊本·赫勒敦还错误地认为它是伊本·瓦哈什叶的校订本。

西班牙的,事实上是穆斯林世界的最驰名的植物学家兼药物学家,是阿卜杜拉·伊本·艾哈迈德·伊本·贝塔尔,他是代俄斯科里提斯(Dioscorides)的一个毫无愧色的继承者。伊本·贝塔尔生于马拉加,曾以本草学家的身分游历西班牙各地和北非,后来,服务于开罗艾优卜王朝的国王卡米勒,成为本草学家的领袖。他从埃及到叙利亚和小亚细亚,进行广泛的旅行。他于1248年死于大马士革,遗留下两部有名的著作,题赠他的庇护人撒里哈·艾优卜,这位国王象他的先人卡米勒一样,以大马士革为叙利亚首都。这两部著作,一部是关于药品学的,叫做《药物学集成》(al-Mughni fi al-Adwiyah al-Mufradah);另一部是医方总集,叫做《医方汇编》(al-Jāmi‘fi al-Adwiyah al-Mufradah),所列的药物包括动物、植物、矿物三界,把希腊的和阿拉伯的资料融合了起来,又根据著者的临床经验和科学研究作了增补。这部书是同类中世纪论文中的杰作。书中论述了一千四百个项目,其中有三百个是新颖的,这些新颖的项目包括二百多种植物。他所引证的著作家约有一百五十人,其中有二十个是希腊人。伊本·贝塔尔的《医方汇编》的拉丁语译本Simplicia的若干部分,迟至1758年才出版于克利摩拿。

西班牙的阿拉伯医生,大部分是副业医生,只有小部分是专业医生。伊本·鲁世德、伊本·麦蒙、伊本·巴哲和伊本·图斐利都是医生,但是,他们作为哲学家是更著名的,将在下面加以论述。我们已经讲过,伊本·赫帖卜是一位风格优美的作家兼史学家,跟其他的许多医生一样,他还以御医的身分兼任大臣。十四世纪中叶,“黑死病”曾蹂躏欧洲,基督教徒认为是天灾,束手无策,这位格拉纳达的穆斯林医生,却写了一篇论文,以捍卫传染说,下面引证的这一节,可以阐明他的论点:

有人说:“教律否认传染,怎能承认传染的可能性呢?”我们回答他们说:接触传染的存在,是可以用体验、研究、感官的证据和可靠的报告等,加以证实的。这些事实构成一个坚实的论证。传染的事实,对于研究者已变得很明白了,他注意到,凡是与病人接触的都害病,凡是不与病人接触的都平安无事,而且传染是以衣服、容器、耳环等为媒介的。

阿拉伯人产生的外科医生并不算多,在这些少数的外科医生中,最伟大的是艾卜勒·卡西木·赫莱弗·伊本·阿拔斯·宰海拉威(约于1013年卒),他是哈克木二世的御医。他成名的著作是《医学宝鉴》(al-Tasrif li-Man‘Ajaz‘an al-Ta’ālif),他在最后一节中总结了当代的外科学知识。他的著作介绍或强调了伤口烧灼术和膀胱截石术等新观念,以及解剖术和活体解剖术的重要性。关于外科的这部分,曾由克利摩拿人热拉尔译成拉丁语,有不同的版本于1497年刊行于威尼斯,1541年刊行于巴塞尔,1778年刊行于牛津。在萨勒诺、蒙彼利埃和其他地方早期的医科学校里,有好几百年时间,这本书一直保持外科手册的地位。这本书里包含着关于外科器械的许多图解,对其他阿拉伯著作家产生了影响,并且帮助了欧洲外科学奠定基础。拜占廷的皇帝君士坦丁七世,曾将代俄斯科里提斯所著的《药物学》一书的华丽而且带图解的写本,当做外交礼物赠送给阿卜杜勒·赖哈曼三世,宰海拉威的一位同事,担任御医兼大臣的犹太人哈斯德·本·舍卜鲁特,在拜占廷的僧侣尼古拉斯的合作下,将这本名著译成了阿拉伯语。

宰海拉威是在外科学上出名,在内科学上出名而与他有同等地位的,是伊本·左胡尔。他的全名是艾卜·麦尔旺·阿卜杜勒·麦立克·伊本·艾比勒·阿拉义。伊本·左胡尔是他的外号(拉丁语从希伯来语译成Avenzoar)。他是西班牙最伟大的医学世家的最著名的成员。伊本·左胡尔于1091年到1094年间,出生于塞维利亚,他在穆瓦希德王朝的奠基者阿卜杜勒·慕敏的宫廷里担任御医兼大臣,服务很多年之后,于1162年死于故乡。他专心致志地从事于医学的著作事业,以表现他的创见,不象他的同事们分心于许多知识部门。他所著的医学书六种,有三种流传到现在。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医疗调理便览》(al-Taysir fial-Mudā-wāh w-al-Tadbir)。原来他的朋友和敬慕者伊本·鲁世德曾著《医学通则》(al-Kulliyāt)一书,随后便要求他配合《通则》写成了这本书。《便览》所论述的题目比《通则》更为具体。伊本·鲁世德在他的《通则》里称赞伊本·左胡尔是格林以后最伟大的医生。最低限度,他是拉齐以后,伊斯兰教最伟大的临床医师。常有人说,伊本·左胡尔是首先讨论骨肉感觉和描写疥虫(Su‘ābat al-jarab)的。但是,最近已经证明,在他之前发现疥虫的人是艾哈迈德·泰伯里(在十世纪后半期),可见艾哈迈德的著作《波格拉兑治疗法》(al-Mu‘ālajah al-Buqrātiyah)。

伊本·左胡尔的家庭,曾产生了六代的医生,都是直系亲属。除上面所说的艾卜·麦尔旺外,他的儿子艾卜·伯克尔·穆罕默德(1198—1199年卒)是最著名的成员。但是,他的荣誉主要是由于他掌握了阿拉伯文学的各种体裁,其次才是由于他的医学活动。有些诗篇,包括几首富于柔情的双韵体诗,据说是他的作品。穆瓦希德王朝的哈里发艾卜·优素福·叶耳孤卜·曼苏尔任命他为马拉库什的御医,但被一个猜忌的大臣毒死在那里。哈里发在殡礼时亲自致哀辞。艾卜·麦尔旺·阿卜杜勒·麦立克有一位祖父,外号也叫伊本·左胡尔,不但在西班牙行医,而且在巴格达、盖赖旺和开罗行医。西班牙的阿拉伯医生在东方行医的,还有亚尔美里亚人欧白杜拉·伊本·穆宰法尔·巴希里。巴希里是诗人兼医生,1127年在巴格达服务于塞尔柱克王朝的穆罕默德·伊本·马里克沙,他供给他一个野战病院,可以用四十只骆驼运输到前方去。他于1154年死于大马士革。

在穆斯林们统治西班牙的最初几个世纪中,东方文化从较高的水平流入安达卢西亚,麦盖里开列过一个名单,说明有许多西班牙学者到东方各国求学,他们负籍远游埃及、叙利亚、伊拉克、波斯,甚至到河外地区和中国留学;但是,在十一世纪和以后的各世纪中,文化潮流的方向改变了,伊本·左胡尔和巴希里的实例,就能说明这一点。真的,这种文化潮流,在十二世纪时已强大到足以流往欧洲的程度了。西北非洲和西班牙,特别是托莱多——克利摩拿人热拉尔和迈克尔·斯科特工作的地方——对于阿拉伯医学传入欧洲,起过主导作用。通过拉丁语译本,把阿拉伯的学术介绍给西方人,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运动,这个运动的首倡者是非洲人君士坦丁(1087年卒),他翻译了阿里·伊本·阿拔斯所著《皇家医家》(Kitāb al-Maliki)一书中的理论部分。君士坦丁生于迦太基,出身不明,肄业于萨勒诺医科学校(欧洲的第一所医科学校),这所学校传说是由四个主人创办的:一个拉丁人、一个希腊人、一个犹太人和一个萨拉森人(阿拉伯人)。中世纪的欧洲能够认识阿拉伯的医学,主要应归功于这三位翻译家:君士坦丁、克利摩拿人热拉尔(1187年卒)以及法赖吉·本·萨林(拉丁语Farari-us Faragut)。热拉尔曾翻译宰海拉威的《医学宝鉴》、拉齐的《曼苏尔集》、伊本·西那的《医典》;西西里的犹太人法赖吉·本·萨林曾于1279年翻译拉齐的《医学集成》和伊本·兹莱的《养生表》(Taqwim al-Abdān)。因此,主要的三大医学传统:伊斯兰教的传统、犹太教的传统、基督教的传统,最后终于达到了可以融合起来的地步。通过这些译本和同类的译本,一些阿拉伯的术语,传入了欧洲的各种语言。 Julep(译自阿拉伯语的julāb,来源于波斯语的gulāb,蔷薇水),是一种芳香的药水;rob(译自阿拉伯语的rubb),是一种用蜂蜜和蒸浓的果汁做成的甜剂;syrup(译自阿拉伯语的sharāb),是依照法定配方而制成的糖水,有时依照特种疗法,加上药剂,而制成糖浆,这些例子都可以作为证明。在中世纪的拉丁语里,soda的意义是头痛, sodanum的意义是头痛药,这两个术语是译自阿拉伯语的sudā‘,意思是剧烈的头痛。某些医学术语,象某些数学术语一样也是翻译过来的。例如拉丁语的 dura mater(硬脑膜)和pia mater(软脑膜)就是从阿拉伯语的al-umm al-jā-fiyah(粗囱的妈妈)和al-umm al-rāqiqah(温柔的妈妈)翻译过来的。有些化学上的术语,是从查比尔·伊本·哈彦和其他穆斯林化学家的阿拉伯语著作中通过拉丁语,然后再传入欧洲的各种语言的,例如,a1cohol(酒精)、alembic(蒸馏器)、alkali(al-qāli,碱)、antimony(锑)、aludel(梨状坛)、realgar(雄黄)、tutty(不纯锌华)等。

西班牙的阿拉伯知识分子所获得的最大成就,是在哲学思想领域内。他们和他们在东方的同教人,把希腊哲学加以改造,再加上他们自己的贡献,特别是在调和信仰和理性、宗教和科学方面的贡献,然后把它传给拉丁的西方,在这个传递的链条中,西班牙的阿拉伯人,构成了最后的和最坚实的环节。在伊斯兰教的思想家看来,亚里士多德是真理,柏拉图是真理,《古兰经》是真理;但是,真理必须是合一的。因此,把这三者加以调和是必要的,于是他们就专心致志地从事于这个任务。基督教的经院哲学家,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但他们的神学里的种种教条和神秘性,使这个任务变得更为困难。前面已经讲过,希腊的哲学家们所发展的哲学和希伯来的先知们所发展的一神教,是古代西方和古代东方最丰富的文化遗产。把这两大思潮加以调和,然后把它传入欧洲,这是巴格达和安达卢西亚两地中世纪时期伊斯兰教思想家们永恒的光荣。他们的贡献,是头等重要的,因为这种贡献不仅影响了科学的和哲学的思想、而且影响了晚期的基督教神学。

一套新概念,主要是哲学的概念,注入西欧,这标志着“黑暗时代”的结束和经院哲学时代的开端。由于同阿拉伯思想有了接触,由于重新认识了古代希腊的学问,欧洲人对于科学和哲学燃起了兴趣,受了鼓舞,他们从此走上了独立地、迅速地发展自己的文化生活的道路,他们的研究成果,我们直到现在都还在享受着。

阿拉伯西班牙所产生的最早的哲学家之中有所罗门·本·盖比鲁勒(拉丁语的Avicebron,Avencebrol,阿维塞卜洛),一个犹太人。所罗门于1021年生于马拉加,约于1058年死于巴伦西亚。作为西方新柏拉图派哲学的第一位伟大的教师,本·盖比鲁勒往往被尊称为犹太教的柏拉图。象他的前辈伊本·麦萨赖一样,他拥护恩柏多克利(Empedocles)所确定的哲学体系。在他的时代之前一千年,亚历山大港的希腊派犹太哲学家菲洛(Philo),早已使柏拉图派哲学东方化,为其基督教化和伊斯兰教化做好准备,现在这种希腊派的伊斯兰哲学,又由本·盖比鲁勒加以西洋化,归还欧洲。本·盖比鲁勒的主要著作是《生命泉》(Yanbū’al-Hayāh),1150年译成拉丁语,叫做Fonsvitoe,对于中世纪的经院哲学起过作用,而且给予圣方济学派以启发。

在穆斯林西班牙的哲学思想史上,十二世纪是最伟大的世纪。这个世纪由艾卜·伯克尔·穆罕默德·伊本·叶哈雅·伊本·巴哲(ibn-Bājjah,即拉丁语的Avenpace,Avempace,阿维巴斯)开其端,他是哲学家兼科学家、医学家、音乐家和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注释家,活动于格拉纳达、萨拉戈萨,而于1138年死于法斯。伊本·巴哲写过几篇关于天文学的论文,他在这几篇论文里评论了托勒密的天动说,他就这样替伊本·图斐利和伊本·比特鲁吉作了准备。他还写过几篇关于药物学的论文,伊本·贝塔尔曾加以引用。还有其他的医学论文,曾给伊本·鲁世德以有力的影响。但是除一封给朋友的告别书外,他的最重要的著作,保存到现在的,只有一篇哲学论文,叫做《独居者养生法》(Tadbir al-Mutawahid,即拉丁语的De regimine solitarii),就连这篇论文,也只有一篇希伯来语的提要保存下来。这本书的要旨是论证一个人怎样独力地达到与能动的理智相融合的境地,并且指出哲学的目的是要人类的精神通过与神明相融合,逐渐趋于完善。伊斯兰教的传记作家认为伊本·巴哲是一个无神论者。

伊本·巴哲的哲学观念,由艾卜·伯克尔·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麦立克·伊本·图斐利进一步加以发挥。伊本·图斐利是一位亚里士多德派的哲学家,他在格拉纳达行医,后来在穆瓦希德王朝的艾卜·叶耳孤卜·优素福(1163—1184年)的宫廷里任御医兼大臣。在穆斯林国家,一人兼任几种职务,是司空见惯的。1182年,他辞去御医的职务,而推荐比他年轻的哲学家伊本·鲁世德继任。这两颗明星将不灭的光彩放射在早期的穆瓦希德王朝的宫廷上面,这个王朝在教义学上是严格的,在保护哲学力面却是宽大的。伊本·图斐利于十二世纪头十年出生,于1185年死于穆瓦希德王朝的首都马拉库什,他的第二位庇护者哈里发艾卜·优素福·曼苏尔(1184—1199年)曾亲自参加了葬礼。他的杰作是一篇新颖的、哲学性的小说,叫做《哈义·伊本·叶格赞》(Hayy ibn-Yaqzān,觉民之子活泼),他的基本观念是,人类的能力,虽无外面的帮助,也能达到认识上界,也能发现自己对于上帝的依赖。这篇作品是中世纪时期文学中最可爱和最新颖的小说之一,最初由小波科克译成拉丁语(1671年),后又译成多种欧洲语言,包括荷兰语(1672年)、俄罗斯语(1920年)、西班牙语(1934年)。有人认为这篇小说是《鲁滨逊漂流记》的雏型。他所发展的理论是进化论。伊本·西那写过一篇没有生气的短篇故事,叫做《哈义·伊本·叶格赞》,伊本·图斐利在他的小说里借用了那篇故事里面角色的姓名,但是,他是从法拉比等一些较早的作家们那里获得灵感的。

根据影响来判断,特别是根据对于西方的影响来判断,最伟大的伊斯兰教哲学家,是西班牙—阿拉伯天文学家、医学家兼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注释家艾卜勒·韦立德·穆罕默德·伊本·艾哈迈德·伊本·鲁世德(拉丁语的Averros,阿维罗伊)。伊本·鲁世德于1126年生于科尔多瓦,他属于书香世第,他的家庭出过几位教义学家和法官。他本人在1169至1170年间曾任塞维利亚的法官,过了两年又任科尔多瓦的法官。他于1182年被艾卜·叶耳孤卜·优素福邀请到马拉库什去代替伊本·图斐利御医的职务。优素福的儿子和继任者曼苏尔,1194年因异端的嫌疑,放逐了伊本·鲁世德,那是由于他研究哲学的缘故,但后来又把他召回马拉库什,使他复了职,不久之后,他于1198年12月10日死在任上。他的坟墓后来迁到科尔多瓦。

伊本·鲁世德对于医学的主要贡献,是他所著的百科全书,书名是《医学通则》(al-Kulliyātfi al-Tibb),在这部书中,他已经认识到一生不会害两次天花的事实,并且对网膜的机能,也有了更深的了解。但是,哲学家和注释家的伊本·鲁世德,使医学家的伊本·鲁世德黯然失色了。他的主要的哲学著作,除他的注释外,是《矛盾的矛盾》(Tahāfut al-Tahāfut),这是驳斥安萨里对于唯理论的攻击的,后者的专著叫做《哲学家的矛盾》(Tahāfut al-Falāsi-fah),由于这本著作,伊本·鲁世德成为穆斯林世界最著名的人物,而且是大受非难的人物。在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的世界里,他基本上是以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注释者著称的。我们必须记住,一位中世纪的注释家,就是一位著作家,他编撰一部科学的或哲学的著作的时候,是利用一部较古的著作为背景和框子的。因此,伊本·鲁世德的注释,就是一系列论文,一部分利用亚里士多德的某些著作的名称,而解释其内容。伊本·鲁世德不懂希腊语,因此,他以巴格达的老前辈们的译本为依据,也就感到满足了。他对于亚里士多德著作的主要注释共计三种:一本简短的《梗概》(Jāmi‘),一本稍长的《摘要》(Talkhis),一本长篇的《注释》(Tafsir或 Sha-rh)。伊本·鲁世德的这些注释,大部分保存在希伯来语的译本中,或保存在从希伯来语重译成拉丁语的译本中。只有一小部分保存在阿拉伯语的原本中,甚至连这些阿语原本,一般也都是用希伯来字母拚写的。

伊本·鲁世德是用阿拉伯语写作的伟大的哲学家中最后的一位,但是,他在伊斯兰世界并没有遗留下继承者。与其说他是穆斯林亚洲或穆斯林非洲的人物,不如说他是基督教欧洲的人物。在西方人看来,亚里士多德是“教师”,而伊本·鲁世德是“注释者”。中世纪欧洲基督教的经院哲学家和学者的思想,一直使伊本·鲁世德的亚里士多德感到激动,这是任何其他著作家都不能比拟的,不过他们所采用的注释却大半都是从阿拉伯语译成希伯来语,再重译成拉丁语的译本,而且那些注释的依据也是从希腊语原本译成叙利亚语,再重译成阿拉伯语的译本。自十二世纪末到十六世纪末的四百年间,“阿维罗伊主义”(Averroism)一直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学派,尽管这个思想学派,先后在西班牙穆斯林世界,在犹太教法典学者中间,在基督教牧师中间,引起了正统派的反对。

伊本·鲁世德是一个唯理论者,他主张除天启的信条外,一切事物都应该服从理性的判决,但他不是一个自由思想家,不是不信教的人。他认为上帝的创造是进化的:不是几天的事情,却是永恒的事情。早期穆斯林的亚里士多德派哲学家,曾经把几种伪书,包括带有新柏拉图派特征的几种著作,当做真正的亚里士多德著作;伊本·鲁世德的哲学,是要恢复比较纯洁的而且更科学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教会当局把他的著作中讨厌的部分加以删削后,规定为巴黎大学和其它高等学校的教科书。在现代实验科学诞生之前,伊本·鲁世德所创始的理智运动,以及它的一切优点,和假借它的名义而提出的一切错误观念,一直是欧洲思想中有生命的困素。

当代的哲学家中间,能继承伊本·鲁世德的领袖地位的人,是犹太教徒艾卜·伊木兰·穆萨·伊本·麦蒙(希伯来语的Mōshehben-Maimōn,摩舍·本·美蒙;拉丁语的Maimonides,美莫奈迪斯),他是伊本·鲁世德的同乡人和同时代的人,又是他的著作的注释者,是在阿拉伯人统治时代最伟大的犹太教医学家和哲学家。他于1135年生于科尔多瓦,但是,由于穆瓦希德王朝对于异教徒的迫害,他的家庭于1165年前后,逃到了开罗。基弗兑和伊本·艾比·伍赛比耳都说他在西班牙时公开信奉伊斯兰教,暗地里却信奉犹太教,这种说法,近来已受到尖锐的批判。在开罗,他变成鼎鼎大名的萨拉哈丁及其继任者麦立克·阿齐兹的御医。自1177年开始,他担任开罗犹太会众的总教长,于1204年死于开罗。他的遗体是依照他的遗嘱用手托运到太巴利去埋葬的,从开罗到那里去的道路,是从前穆萨(摩西)走过的道路。直到现在,还有成群结队的香客,到他的朴素的坟墓去朝拜。现代埃及贫穷的犹太教徒,害病的时候,往往到开罗摩舍·本·美蒙教长的犹太人会堂的地下室去过夜,以寻求病症的痊愈。

伊本·麦蒙以天文学家兼教义学家和医学家著称,但是,他最大的声望,还是哲学方面。他的医学是他那个时代标准的格林派医学,来源于拉齐、伊本·西那和伊本·左胡尔,再根据亲身观察的结果,而加以理性的批判,使其更有活力。伊本·麦蒙改进了包皮环截术的方法,指出痔疮是便秘造成的,害痔疮者应该常用以蔬菜为主的清淡食物,他对于卫生学具有进步的思想。他的医学著作最普及的是《医学要旨》(al-Fusūl fi al-Tibb)。他的哲学著作,主要的是《迷途指南》(Dalālat al-Hā’irīn),在这部著作中,他企图调和犹太教教义和穆斯林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用更广泛的术语来说,也就是企图调和信仰和理性。他把先知所见的幻象解释成心灵的经验。至少在这个范围内,他以科学思想战士的身份,站起来跟《圣经》的原教旨主义作斗争,因此,他激怒了保守的教义学家,他们把他的名著《迷途指南》(Dalālat)叫做《指向迷途》(Dal-ālah)。他的哲学思想,虽然是独立发展的,却与伊本·鲁世德的思想很相似。他象伊本·鲁世德一样,不懂希腊语,完全依靠阿拉伯语的译本。由他提出,但他并不赞成的创世说,是一种原子论,有别于用阿拉伯语写作的思想家们所主张的另外两种创世说:一种是原教旨主义者的学说,以上帝为万物的创造者;一种是哲学的学说,即新柏拉图派和亚里士多德派的学说。他的著作,除一种外,都是用阿拉伯语写成的,但是,他所用的是希伯来字母,他的著作不久就译成了希伯来语,后来有一部分译成了拉丁语。这些著作主要是对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有影响,无论从空间和时间来说,影响都是深远的。直到十八世纪,这些著作仍然是犹太教思想传入非犹太民族的主要媒介。现代评论家在多明我派中找到这种影响的痕迹,大亚勒伯图的著作可以证明此点;在亚勒伯图的对手邓斯·斯科特的著作里,在斯宾诺莎的著作里,甚至在康德的著作里,也都找到了这种痕迹。

这个时代主要的神秘派哲学家,是另一位西班牙的阿拉伯著作家艾卜·伯克尔·穆罕默德·伊本·阿里·穆哈义丁·伊本·阿拉比,他是伊斯兰教苏非派最伟大的思辨的天才。伊本·阿拉比于1165年生于木尔西亚,主要活动于塞维利亚,1201—1202年,他到麦加去朝觐天房,后来居住东方,直到1240年死于大马士革。他被葬在一座清真寺的院落里,坟墓现在还在大马士革。十二世纪时,东方穆斯林宗教生活的大规模组织开始萌芽,相当于中世纪时代基督教国家的僧院组织,而伊本·阿拉比则供给这个苏非派运动以思辨哲学的框子,他代表了照明派(ishrāqi),即伊本·麦萨赖和本·盖比鲁勒所建立的伪恩柏多克利派、新柏拉图派和泛神论学派。这个学派在东方的最伟大的典型是素胡尔韦尔迪(1191年卒),他的波斯血统和他强调光明的形而上学,都能揭示摩尼教和祆教对于他的影响,他的主要著作是《照明的智慧》(Hikm-at al-Ishrāq)。照明学派名称的产生是因为按照他们神秘的学说,神和精神世界必须解释成光明,我们认识的过程,必须解释成上界的照明过程,而照明是以诸天体的精神为媒介的。伊本·阿拉比的追随者称他为“大长老”(al-shaykh al-akbar)。他的体系包含在一大堆著作里,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麦加的启发》(al-Futūhātal-Makkīyah)和《智慧的珠宝》(Fusūs al-Hikam)。《麦加的启发》第167章的标题是“幸福的炼金术”(Kīmiyā’al-Sa‘ādah),这一章包含着一篇秘教的寓言,内容是叙述人的升天,还有一本手稿,叫做《夜行到上界》(al-Isrā’ila Maqām al-Asra),他在这本书里对先知登上第七层天的说法加以发挥,因此,伊本·阿拉比变成了但丁的先驱。

在教律学方面,伊本·阿拉比名义上属于他的同国人伊本·哈兹木的直解学派(Zāhiri);在思辨的信仰方面,他被认为是一个秘教徒(bāhini);在哲学理论方面,他是泛神的一元论者,正如他的主义“存在的单一”(wahdat al-wujūd)所宣布的那样。他的中心论点是,万物以观念的形式(a‘yān thābitah)预先存在于神的认识中,从那里流出来,将来还要流回到那里去。无所谓“无中生有”的创造,世界与神是互为表里的。本质与属性之间,即神与宇宙之间,本无差别。在这里,穆斯林的神秘主义变成了泛神论。神在人中显现,而完人(al-insān al-kāmil)当然是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又是“言语”(kalimah),即逻各斯(logos),跟耶稣一样。据伊本·阿拉比的判断,真正的神秘论者只有一个响导,即内心的光明,他将在一切宗教中发现上帝。

照明学派在西班牙的最伟大的代表就是伊本·阿拉比,这个学派不但影响波斯和土耳其的苏非界,而且影响所谓奥古斯丁派的经院哲学家邓斯·斯科特、罗杰·培根、雷蒙·拉尔等人。另一个木尔西亚人艾卜·穆罕默德·阿卜杜勒·哈格·伊本·赛卜耳因(约1217—1269年),具有与伊本·阿拉比同一类型的思想和著作。他在苏非界有卓越的地位,因此赢得了令人羡慕的称号“圣教的北极”(Qutb al-Dīn)。但是,他所以成为最著名的人物,是因为他写了《对西西里人所提问题的答复》(al-Ajwibah‘an al-As’i-lah al-Siqillīyah),这些学术性的问题是:物质的永恒性,灵魂的性质和不灭,教义学的宗旨等,提问题的人是荷恩斯道芬人弗雷德里克二世,由穆瓦希德王朝的阿卜杜勒·瓦希德·赖世德(1232—1242年)转交。伊本·赛卜耳因当时住在休达,他按照伊斯兰教正统派的术语,作了相当详尽的答复,他还建议在一次亲自会晤中矫正西西里国王的错误观念。同时,他拒绝了随着问题单送来的酬金。伊本·赛卜耳因的另一部主要著作是《照明哲学的秘密》(Asrāral-Hikmah al-Mashriqīyah),这部书还没出版。他在麦加旅行的期间,割开手腕子的静脉而自杀了,这在穆斯林的历史上是罕见的。自1085年基督教徒收复托莱多城以来,这个城市一直保持着作为伊斯兰教学术重要中心的地位。在向西方传送阿拉伯学术的过程中,这座城市起了主要通道的作用。由于雷蒙一世大主教(1126—1152年)的倡议,在这里成立了一个正规的翻译学校。在1135—1284年间,这个学校培养了一批批的翻译人才。欧洲各地的学者被吸引到这里来,其中有从不列颠群岛来的,如迈克尔·斯科特和切斯特人罗伯特。罗伯特于1145年完成花拉子密的代数学的第一个译本;他和达尔美喜阿人赫尔曼于1143年替可敬的彼得完成了《古兰经》的第一部拉丁语译本。1250年,传道团为培养向穆斯林和犹太教徒传教的专门人才,在托莱多创办了欧洲的第一所东方语言学校。

巴斯人阿德拉,据说在这个时期访问过西班牙。在罗杰·培根之前,阿德拉的名字在英国科学界是最伟大的名字之一。阿德拉旅行于西西里和叙利亚后,于1126年,把麦只里帖的天文历表译成拉丁语,这些图表是以花拉子密的图表为蓝本的,其中包括正弦表。他还翻译过许多数学和天文学的论文,因此,在很长的英国阿拉伯学家名单上他属于第一名。苏格兰人迈克尔·斯科特(约于1236年卒)是拉丁的阿维罗伊主义的奠基人之一,在担任西西里的国王弗雷德里克二世的钦天监之前,曾在西班牙学习和工作。在托莱多的时候,他译过几本著作,其中有比特鲁吉的《天文学书》(al-Hay’ah)和亚里士多德的《天地》(De coelo et mundo),附有伊本·鲁世德的注释。在西西里的时候,他译过其他的几种阿拉伯文献,他把译本题赠弗雷德里克。这些书中最重要的是伊本·西那所注释的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学(Abbreviatio Avicenne de animal-ibus),但是托莱多产量最大的翻译家还要推克利摩拿人热拉尔,在1187年去世之前,他译成拉丁语的著作,有拔汗尼所译的托勒密的《天文大集》(Alnagest)、法拉比所注的亚里士多德著作、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Elements),以及亚里士多德、格林、希波克拉第等人的各种论文,共计七十一种阿拉伯语著作。

我们已经讲过,在这个翻译工作中,犹太人,奉正教的和改宗基督教的,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这些人中,最早的翻译家之一是托莱多人亚伯拉罕·本·埃斯拉(1167年卒),他是一个著名的圣经注释者,他译过两篇关于占星学的论文,是他的东方同教人马沙阿拉(815年卒)所著的。他还译过比鲁尼所注的花拉子密历表。与本·埃斯拉同时代的塞维利亚人约翰(拉丁语的Joannes Hispa-lensis,常同一个穆扎赖卜基督教徒相混),是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约在1135—1153年间,在雷蒙大主教的庇护下,活动于托莱多,他译过拔汗尼·艾卜·麦耳舍尔·肯迪·本·盖比鲁勒·安萨里等人所著关于算术、天文学、占星学、医学和哲学的各种著作。这些著作当中最重要的是拔汗尼的天文学。约翰大概是从阿拉伯语译成卡斯提尔土语,再由他的同事重译成拉丁语。

到了十三世纪末,阿拉伯的科学和哲学,已经传入欧洲,西班牙作为媒介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以托莱多为入口,经过比利牛斯山,而通到北方去的学术道路,沿普罗旺斯省和阿尔卑斯山道进入洛林、德国和中欧,同时横跨海峡也进入英格兰。法兰西南部的城市,值得提一下的有四个:马赛,1140年,雷蒙在这里根据托莱多历表起草了他的星表;图卢兹,达尔美喜阿人赫尔曼,1143年在这里完成了转译麦只里帖所译的托勒密的《明白的天球》(Pha-nisphaerium);纳尔榜,亚伯拉罕·本·埃斯拉,1160年在这里翻译比鲁尼所注的花拉子密历表;蒙彼利埃,十三世纪时变成了法国的医学研究和天文学研究的中心。

在法兰西东部的克律尼,有一所著名的修道院,收容了一批西班牙僧侣,在十二世纪期间,那里是传播阿拉伯学问的重要中心。这所修道院的院长,可敬的彼得,于1141—1143年发起了第一部拉丁语《古兰经》的翻译工作,还编写了各种攻击伊斯兰教的小册子。阿拉伯的科学,于十世纪时传入洛林省,使那个地区在十一、二世纪变成了科学影响的中心。洛林地区的列日、戈尔日和科隆等城市,对于阿拉伯学问的发芽开花提供了最肥沃的土壤。阿拉伯学问的光芒,从洛林放射到德国各地,并且由出生于洛林或受教育于洛林的人士传入诺曼的英格兰。在北方的日耳曼国王和在西班牙的穆斯林君主,常常互派使节,这些使节对于文化的交流是有成绩的。日耳曼人的国王奥托大帝,早在953年就派洛林的僧侣约翰为使节,他曾在科尔多瓦驻了差不多三年,可能学会了阿拉伯语,而且带回去一批科学的写本。西班牙的阿拉伯学问就是这样普及于西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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