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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世界-25

第二十四章 阿拔斯王朝的全盛时代

阿拔斯王朝,正如伊斯兰史上其他各朝代一样,建立后不久,就在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上,达到了极灿烂的时代。赛法哈和曼苏尔所创立的巴格达哈里发帝国,在第三位哈里发麦海迪到第九位哈里发瓦西格的这一时期中,特别是在哈伦·赖世德和他儿子麦蒙的时期,达到了全盛时代。阿拔斯王朝所以能在一般人的想象中光彩夺目,成为伊斯兰史上最著名的时代,主要是因为这两位显赫的哈里发。文选编者赛阿里比①(1038年卒),引用了这句名言: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以曼苏尔为奠基者,以麦蒙为中兴者,以穆耳台迪德(892—902年在位)为结束者。这句话与历史事实是大致相合的。自瓦西格以后,这个国家就日趋没落,到了第三十七位哈里发穆耳台绥木的时代,就于1258年灭亡于蒙古人的手中。我们只要考查一下阿拔斯王朝的对外关系,研究一下巴格达的宫廷生活和贵族生活,再观察一下在麦蒙的庇护下登峰造极的智力觉醒,就有可能获得一个关于阿拔斯王朝所取得的威力、光荣和进步的观念。

九世纪是以两位皇帝的姓名开端的,他们在世界事务中占优越的地位,一位是西方的查理曼,另一位是东方的哈伦·赖世德。这两人当中,哈伦无疑地是更有势力,而且代表着更高的文化。这两位同时代的人物之间,建立了友谊关系,这种友谊关系自然是以利己主义所促成的;查理曼认为哈伦可能成为自己的同盟者,一致去反对敌对的拜占廷;哈伦也想利用查理曼,去反对自己的死对头西班牙的伍麦叶王朝(当时他们已建立起一个强大而且繁荣的国家)。依照西方作家的看法,这种相互的诚恳的感情,表现在互派使节和互赠礼品上。一位法兰克的作家,跟查理曼有私人的交往,有时被认为是他的秘书,据他说,这位西方伟大的国王派到东方去的使节,从“波斯国王亚伦”那里带回来丰富的礼物,包括织造品、香料和一只大象②。这个帐单,是以《王室年鉴》(Annales royales)③为根据的,《王室年鉴》还提及从巴格达带回来的礼物里,有一座错综复杂的时辰钟。但是哈伦曾送给查理曼一个管风琴的故事,正如其它有趣的历史小品一样,完全是杜撰的。这个故事,显然是由于把原文里的Clepsydra(漏壶)这个名词翻译错了,它实际上是一种用水来计时的发明物的名称,所指的就是哈伦所赠的那个时辰钟。圣陵教堂的钥匙,经哈伦同意而交给查理曼的说法,也是不可靠的①。

互换使节和互赠礼物的事,据说发生于797年和806年之间,但是,在穆斯林的著作里,完全没有提及,这是很奇怪的。那些著作,曾提及别的许多外交上的往来和礼节,却没有一处提及这件事。《希世璎珞》②曾引证伍麦叶王朝哈里发和拜占廷皇帝几次互相通讯的事件,并提及“印度国王”所派遣的代表团,给哈伦带来了许多贵重的礼物,曾受到隆重的接待。别的资料③曾叙述哈伦的儿子麦蒙接受了由同时代的“罗马人的国王”赠送他的一批特别丰富的礼物,那个国王可能是米迦勒二世。

在哈里发帝国和拜占廷帝国之间持续了一百多年的斗争,到第三位哈里发麦海迪(775—785年在位)时,又重新开始了,但是,交战不象过去那样频繁,胜利也是不那样大了。内部的倾轧,震撼了阿拉伯国家,以致迁都到辽远的巴格达,而君士坦丁五世(741—775年在位)就乘机把帝国的国境,沿着小亚细亚和亚美尼亚整个境界,向东推进④。从叙利亚延长到亚美尼亚的穆斯林边境要塞线(thughūr),就随着对面的拜占廷国境线的前进而后退了。

对拜占廷重新开始圣战的第一位阿拔斯王朝哈里发麦海迪,曾对敌人的首都发起一次辉煌而且胜利的进攻。他的幼子和后来的继任者哈伦,指挥了这次的远征。782年①,阿拉伯军队即使没有到达君士坦丁堡,也已到达了博斯普鲁斯海峡②,代表君士坦丁五世而摄政的爱利尼皇太后,被迫请和,签订了特别丢脸的和约,包括每年分两期缴纳贡税七万到九万第纳尔③。此次战役大大提高了哈伦的威望,以致他父亲赠给他“赖世德”(al-Rashīd,正直者)的光荣称号,并且立他为第二太子,在他哥哥穆萨·哈迪之后继任哈里发。

这是敌对的阿拉伯军队最后一次站在这座骄傲的首都的城墙下面。对拜占廷的远征,共计四次,其中三次,是在伍麦叶人时代派遣的,是穆阿威叶和苏莱曼所派遣的④。这四次远征中,有两次是真正包围了君士坦丁城的,一次是叶齐德所进行的(回历49年即公元669年),另一次是麦斯莱麦所进行的(回历98年即公元716年)。土耳其的传说却说围城共计七次到九次,其中有两次据说是哈伦所进行的。在《天方夜谭》和阿拉伯骑士传奇小说里,穆斯林对君士坦丁堡的远征,在十字军战争期间,构成了主题,被高度地加以渲染和发挥。

爱利尼(797—802年在位)篡夺了王位,成为“拜占廷历史上完全握有大权而实行统治的第一位女皇”①。奈塞福拉斯一世(802—811年在位)②继承她的王位后,他否认了女皇所缔结的和约中的一切条款,甚至要求当时的哈里发赖世德退还已经缴纳过的贡税。赖世德被激怒了,他叫人拿笔墨来,在那封无礼的书信的背面写了下面的答复:

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

信士们的长官哈伦给罗马人的狗奈塞福拉斯。

不信道的母亲所生的儿子,我确已收到你的信件了。我的/TITLE>回答是要你用眼看的,不是要你用耳听的。赛兰③。

哈伦是说到就做到的,他立刻开始了一系列的出征,他在自己所偏爱的居住城市赖盖指挥,那座城市位于幼发拉底河畔,控制着叙利亚的边境。这些战役,蹂躏了小亚细亚,终于在806年夺取了赫拉克利亚(Heraclea,阿拉伯语叫Hiraqlah)和泰阿那(Tyana,阿拉伯语叫al-Tuwānah)。结果,除原来的贡税外,还对皇帝本人和皇室的每个成员,都征收一种侮辱性的人丁税④。在哈伦·赖世德时代发生的这件事,可以作为阿拔斯王朝的势力达到最高峰的标志。

806年后,只有过一次重要的尝试,那是838年穆耳台绥木所进行的,他企图在陶鲁斯山那边获得一个立足点。穆耳台绥木的军队,是庞大的,“装备之优良,超过以前任何哈里发的军队”①,而且已插入“罗马人的国土”的心脏,暂时占领了阿摩利阿姆(Amorium,阿拉伯语叫‘Ammūriyah),当时统治王朝开基创业者的诞生地②。但是,这次的尝试,总的来说,是不成功的。阿拉伯军队,本想向君士坦丁堡进军,但是,接到国内可能发生武装叛变的警报后,就班师了。当时在位的皇帝西奥菲拉斯(829—842年在位)生怕他的首都陷落,因此,派遣使节到威尼斯、法兰克国王和西班牙的伍麦叶王朝朝廷去恳求援助。以前西奥菲拉斯还受过一次东方的威胁,当时哈伦的儿子麦蒙御驾亲征,但是,他在833年死于塔尔苏斯附近。自穆耳台绥木以后,阿拉伯人方面从来没有进行过重要的进攻。他的继任者,虽然屡次派兵越境进犯,但其目的是掠夺,而不是征服。那些冲突,没有一次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也没有一次进攻是深入内地的。尽管如此,整个九世纪中,敌对的接触,虽然规模不大,但几乎每年都定期地在东方的边境上发生。一位阿拉伯地理学家③告诉我们,依照惯例,每年进行三次侵略,一次在冬季,从二月下旬到三月上旬,第二次在春季,从五月十日起,继续三旬,第三次在夏季,从七月十日起,继续六十天。这样的侵略,既可以使军队随时有充分准备,又可以净赚大批战利品。原来的阿拉比亚民族动机和大部分的宗教原动力,在伊斯兰教早期的战役中,是居于显著地位的,到此时已变成很次要的因素了。伊斯兰教国家内部的衰弱,已在其对外关系中开始透露出来了。约在十世纪中叶,在哈里发帝国内部建立起来的阿勒颇的哈木丹尼小王朝,曾经和拜占廷进行过斗争。这种斗争,将在以后加以论述。

历史和传说,一致承认,巴格达最辉煌的时代,是哈伦·赖世德在位的时代(786—809年在位)。不到半个世纪的工夫,巴格达就从一个荒村,发展成为一个惊人的财富的中心和具有国际意义的都会,只有拜占廷可以和它抗衡。巴格达的豪华,是随着全国的繁荣而与日俱增的。当时巴格达已变成“一个举世无匹的城市了。”①

皇宫及附属于皇宫的供内眷、太监和特等官吏居住的建筑,就占去这座团城的三分之一。最壮观的是皇宫里的引见厅及其地毯、帐幔和褥垫,那是东方所能制造的最好的产品。哈里发哈伦·赖世德的妻子(他的堂妹)左拜德,在传说中与她丈夫共享后代所赠与他们的荣誉,在她的桌子上,只准摆设金银器皿和用宝石镶嵌的用具。她为时髦人士而创制时装,她是用宝石点缀鞋子的第一人②。相传她在某次朝觐天房的时候,花费了三百万第纳尔,其中包括从二十五英里外的源泉,把水引到麦加城的设备费③。

当时与左拜德竞争的,是美丽的欧莱叶,她是麦海迪的女儿,哈伦的异母妹妹。她的脑门上有一个疤,为了掩饰这个缺点,她发明了一种用宝石点缀的头带,叫做欧莱叶式头带,讲究时髦的妇女都把这种头带当做时装使用④。

在举行庆祝仪式的日子,特别是哈里发的登基典礼、王室的婚礼、朝觐天房和接待外国使节的时候,朝廷的富丽堂皇,就获得充分显示的机会。哈里发麦蒙和他的宰相哈桑·伊本·赛海勒的十八岁的女儿布兰①,于825年举行婚礼的时候,耗费了难以置信的财富,阿拉伯文学把这当做当代难忘的幻想曲,而保存下来。据说举行婚礼的时候,把一千颗极大的珍珠,从一个金托盘里撒在那对新人的身上,他俩站在一床金席子上面,那床金席子,是用珍珠和蓝宝石装饰的。一支二百磅(rotl②)重的龙涎香烛,把黑夜照耀成白昼。把许许多多的麝香丸撒给皇亲国戚和高官显贵,每个麝香丸里都有礼券一张,上面写明田地一份,或者奴隶一名,或者别的礼物③。哈里发穆格台迪尔于917年,在皇宫里以隆重的仪式,接见了年轻的君士坦丁七世的使节,他们的使命,显然是包括战俘的交换和取赎的④。哈里发的列阵,包括骑兵和步兵十六万人,黑太监和白太监七千人,侍从七百人。在阅兵式中,有狮子一百只,分列前进。哈里发的宫殿里,挂着帐幔三万八千幅,其中有一万二千五百幅是绣金的,此外还有地毯二万二千条。使节们是这样的吃惊和叹赏,以致他们起初把侍从办公厅,随后又把宰相办公厅误认作哈里发的引见厅。给他们印象最深的,是异树厅(dār al-shajarah),那里面陈列着一棵金质和银质的树,重五十万打兰⑤,树枝上歇着金质和银质的小鸟,一按开关,群鸟就啾啾地叫起来。他们在御花园里还看到,用人工巧妙地培植成的矮小的枣椰,能结各种希罕的椰枣,真是惊叹不已⑥。

哈伦是伊斯兰教君主的典型,他和他的几个继任者所表现的慷慨大方,象磁石一样,把诗人、才子、乐师、歌手、舞女、猎犬和斗鸡的驯养师以及有一技之长能引起哈里发的兴趣、供他娱乐的各式各样的人物,都吸引到首都来了。①摩苏尔人易卜拉欣、谢雅图、伊本·查米耳三人,在乐师和歌手的花名册上,是名列前茅的。放荡的诗人艾卜·努瓦斯,是哈伦的清客,是哈伦在夜间化装出游时的伴侣。这位诗人,用生动的语言,描写了那个兴盛时代有趣的宫廷生活。《乐府诗集》中记载着许多可以做例证的轶事,这些轶事里真实的部分,是不难辨别的。一个故事说,哈里发艾敏(809—813年在位)在某晚上赏赐他以歌唱为业的叔父易卜拉欣·伊本·麦海迪三十万个第纳尔,作为吟唱艾卜·努瓦斯几句诗的报酬。易卜拉欣曾得过好几次赏钱,加上此次的赏钱,共计二千万第尔汗②,这个数目并不超过几个县份的土地税。伊本·艾西尔认为艾敏没有什么值得赞美的地方③,他有几只特别的彩船,是为了在底格里斯河上举行宴会而制造的,每只船具有一种动物的形状,有象海豚的,有象狮子的,有象鹰的,每只船的造价是三百万第尔汗④。《乐府诗集》里有这样一个生动的记载⑤,哈里发艾敏,曾亲自指导一次通宵的巴蕾舞会,一群美丽的舞女,在柔和的舞曲的伴奏中,翩翩起舞,演出精采的节目,参加舞会的人,都和起来唱反复演奏的歌曲。据麦斯欧迪的记载⑥,易卜拉欣曾为他的哥哥赖世德举行一次宴会,有一盘鱼肉,切得十分细,赖世德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切,他回答说,那是用一百五十条鱼舌头做成的,共花费一千个第尔汗。这些传说里,难免有东方说书人加进去的各种夸张和幻想,即使排除这些增添的部分,其余关于巴格达宫廷生活的描绘,也足以引起我们的惊讶了。

在奢侈的生活方面,仅次于这位哈里发的是阿拔斯王朝的皇亲国戚、大臣、官吏、职员,以及充满皇宫的随从。与阿拔斯人同宗的哈希姆族的成员,经常领到国库的大量津贴,直到穆耳台绥木(833—842年在位)①才废除这个惯例。据说赖世德的母亲赫祖兰的收入,达一亿六千万第尔汗②。赖世德时代,有一个人叫做穆罕默德·伊本·苏莱曼,他死后财产被没收,总计现金五千万第尔汗,不动产的每日收益,是十万第尔汗③。伯尔麦克人的生活水平,当然不低于哈里发宫廷的生活水平。至于巴格达城普通公民无聊的生活,和老百姓胸中澎湃的感情如何,我们在文献中找不到很多记载,只有苦行诗人艾卜·阿塔希叶曾有些描写。

阿拔斯王朝曾发生内战,继续六年之久,参加内战的,是麦蒙和他哥哥艾敏(皇太子),然后是麦蒙和他叔叔易卜拉欣。内战的原因,是争夺皇位。六年之后,即819年,麦蒙奏凯归来,他发现巴格达城已大半变成了废墟,从此以后,我们再听不到团城的名称了。麦蒙以原先为伯尔麦克人哲耳法尔在底格里斯河东岸所建的公馆为哈里发的宫殿,但是,没有经过很长的时间,巴格达城又恢复了商业和文化中心的重要地位。巴格达城是历代有名故都的自然继承者,那些故都,曾繁荣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河谷里,最古的是吾珥和巴比伦,最晚的是泰西封(麦达因),所以阿拔斯王朝的首都的重要性,是不易消灭的。巴格达的地势,适于做一个航运中心,便于与当时所认识的全世界进行充分的联系。巴格达城的码头,有好几英里长,那里停泊着几百艘各式各样的船只,有战舰和游艇,有中国大船,也有本地的羊皮筏子。这种筏子(现在还有),常从摩苏尔顺流而下。市场上有从中国运来的瓷器、丝绸和麝香;从印度和马来群岛运来的香料、矿物和染料;从中亚细亚突厥人的地区运来的红宝石、青金石、织造品和奴隶;从斯堪的纳维亚和俄罗斯运来的蜂蜜、黄蜡、毛皮和白奴;从非洲东部运来的象牙、金粉和黑奴。城里有专卖中国货的市场。帝国的各省区,用驼队或船舶,把本省的物产运到首都,如从埃及运来大米、小麦和夏布;从叙利亚运来玻璃、五金和果品;从阿拉比亚运来锦缎、红宝石和武器;从波斯运来丝绸、香水和蔬菜①。巴格达城东西两部分之间的交通,是由三座浮桥联系起来的,象今天的巴格达一样②。赫兑卜在《巴格达志》里用专章叙述了巴格达的河流和桥梁③。当时,商人们从巴格达和其它出口中心,航行到远东、欧洲和非洲,他们贩卖各种织造品、宝石、铜镜、料珠、香料等④。最近世界各国,远至北方的俄罗斯、芬兰⑤、瑞典和德国,所发现的阿拉伯钱币,都可以证明穆斯林商人在这个时期和以后的年代里,所进行的具有国际性质的商业活动。航海家辛德巴德的冒险记,是《一千零一夜》里最好的故事,这些故事是根据穆斯林商人商务旅行的实际报告而写作的。

在巴格达社会中,商人起了重要的作用。每种商业或者工业,在市场(sūq)里都有本行业的店铺①,正如我们现代的情况一样。街道生活的单调,往往被偶尔过路的送亲行列或者为男孩举行割礼的行列所打断。医生、律师、教师、作家等自由职业者,在麦蒙的庇护下,开始占据一个显著的地位。奈迪木著作永垂不朽的《书目》的时候(988年),就有大量的手稿,甚至讨论催眠术、妖术、吞刀术、嚼玻璃术一类的题目②。幸亏伊本·赫里康③给我们留下了一位学者日常生活的一个横断面。我们由侯奈因·伊本·易司哈格④的生活情况,可以想见在当时的学术市场上,学者是有相当高的行情的。他告诉我们,侯奈因每天骑马到公共澡堂去,侍者浇水给他洗澡,他走出洗澡间,披上休息的长袍,然后喝一杯水,吃块饼干,就躺下休息。有时他睡一觉,午睡醒来,烧香熏身体,然后进午餐。他的午餐,主要是肉汤、肥鸡肉和面包。然后再睡一觉,睡醒后喝四磅陈酒,如果喜欢吃新鲜水果,就再吃些榅桲和叙利亚苹果。

拜占廷是阿拔斯人有宿怨的敌人,在麦海迪和赖世德的时代,穆斯林军队对拜占廷的胜利,无疑地增加了这个时代的光彩,奢侈的生活,又增加了这个时期在史书中和小说中的声望,但是,在全世界编年史上这个时期之所以特别著名,却是由于伊斯兰教历史上最重大的智力的觉醒,这件事被认为是世界思想史上和文化史上最有意义的事件之一。这个觉醒,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外来的影响,其中有印度、波斯、叙利亚的成分,但主要是希腊的影响,影响的途径是翻译,从波斯语、梵语、叙利亚语和希腊语,译成阿拉伯语。阿拉比亚的穆斯林,虽然只有很少的一点科学、哲学和文学的根柢,但是,他们从沙漠里带来了锐敏的感官、强烈的好奇心、难以满足的求知欲和大量的才智潜能,当他们征服或接触更古老、更先进的民族的时候,他们不久就变成了那些古代文化的受益人和继承人,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的那样。在叙利亚,他们采纳了当时存在的阿拉马文化,那种文化本身也曾受过晚期希腊文化的影响;在伊拉克,他们采纳了曾受波斯影响的伊拉克文化。在建筑巴格达城后,仅仅七十五年的工夫,阿拉伯语的学术界,就已掌握了亚里士多德主要的哲学著作,新柏拉图派主要的注释,格林医学著作的绝大部分,还有波斯—印度的科学著作①。希腊人花了好几百年才发展起来的东西,阿拉伯学者,在几十年内,就把它完全消化了。由于吸收了希腊文化和波斯文化的主要内容,伊斯兰教固然丧失了自己最大部分的特性,即从沙漠中汲取的精神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标志,但是,伊斯兰教因此在联系那条南欧和近东的中世纪文化纽带中,却占据了一个重要的地位。我们应该记住,这种文化是由一条溪水养育起来的,这条溪水发源于古代埃及、巴比伦、腓尼基和朱迪亚,这条溪水注入希腊,然后以希腊文化的形式,倒流入近东。在后面我们就要看到,这条同一的溪水,怎样通过西班牙和西西里岛的阿拉伯人,重新流入欧洲,而给欧洲文艺复兴以很大的助力。

印度曾经是早期启发的源泉,特别是在哲学、文学和数学方面。约在回历154年(公元771年),有一位印度旅行家,曾将一篇天文学论文传入巴格达,这篇论文叫做《西德罕塔》(Siddhānta,阿拉伯语叫Sindhind),曼苏尔命令法萨里(796—806年间卒)把这篇论文译成阿拉伯语,法萨里接着就成为伊斯兰教的第一个天文学家①。阿拉比亚人在沙漠里生活的年代,对于星辰自然感觉兴趣,但是,他们对于星辰从来没有做过任何科学研究。伊斯兰教增加了天文学研究的原动力,因为穆斯林每天五次礼拜,都必须面向克而白天房,而只有凭着星宿才能确定礼拜的正向。著名的花拉子密(约850年卒),以法萨里的天文表为蓝本,制定了他自己驰名的天文表,而且把印度和希腊的天文学体系加以综合,同时加上自己的贡献。在这个时期翻译的天文学著作,还有赖世德的图书馆馆长法德勒·伊本·诺伯赫特(约815年卒)②从波斯语译成阿拉伯语的几篇论文③。

那位印度旅行家,还带来了一篇数学论文,欧洲人所谓的阿拉伯数字,阿拉伯人所谓的印度码子,就是由这篇论文传入穆斯林世界的④。后来,在九世纪时,印度人对于阿拉伯数学又做出另一个重要的贡献,那就是十进位法。

除艺术和纯文学(belles-lettres)外,波斯没有什么独创的贡献。伊朗人民审美的性情,是闪族的阿拉比亚人在文化生活中迫切需求的要素。波斯在艺术上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在文学上的影响,至于科学上的或哲学上的影响,则是微不足道的。传到现在的最早的阿拉伯语文学作品,要推《凯利莱和迪木奈》(Kalīlah wa-Dimnah)(《比得巴寓言》),这是从帕莱威语(中世纪波斯语)译成阿拉伯语的,波斯语的本子,又是从梵语译成的。梵语原本是在艾努舍尔旺(531—578年)在位时,跟象棋同时从印度传入波斯的。波斯语译本,早已散佚,梵语原本也早已失传,虽然这种材料经过发挥,保存在《五卷书》(Panchatantra)中,因此阿拉伯语译本,具有特殊的意义。《凯利莱和迪木奈》的译本,除欧洲语言外,还有希伯来语、土耳其语、埃塞俄比亚语、马来语等四十多种语言的译本,甚至连冰岛语也有译本。这些译本,都是以阿拉伯语译本为根据的。这本书的宗旨,是要用寓言的方式,把政治的原理教给皇亲贵戚。阿拉伯语译本的译者伊本·穆盖法耳①,原先是一个祆教徒,后来改奉伊斯兰教,由于他的信仰受到怀疑,以致于757年被处以焚刑。

伊本·穆盖法耳的译品,本身就是具有特殊的艺术风格的作品,自阿拔斯王朝以来,阿拉伯文的散文,即具有波斯风格的特征,这种特征是高度的优雅、精彩的比喻和华丽的辞藻。具有刚健、尖锐和简洁等特色的旧阿拉伯风格,大部分被萨珊王朝时代的华丽矫饰的措词所代替。《乐府诗集》、《希世璎珞》、杜尔突什的《帝王明灯》②等阿拉伯文学作品,都充满了从早期印度-波斯原作中引证的文句,特别是在谈到礼节、格言、政体和历史的时候。下面将要谈到的阿拉伯的历史编纂法,也是依照波斯的楷模的。

公元765年,哈里发曼苏尔害胃病,他的御医们束手无策,于是从军迪·沙普尔①把当地著名医院的院长景教徒朱尔吉斯(乔治)·伊本·伯赫帖舒(Bakhtīshū‘)②邀请来。军迪·沙普尔以其医学和哲学科学院而著名于当时,那所科学院是伟大的艾努舍尔旺在555年前后创建的。这个学术机关的科学,是以古希腊的传统为基础的,数学用语却是阿拉马语。朱尔吉斯很快就取得了哈里发的信任,变成了御医,尽管他保持了基督教的信仰。哈里发劝他改奉伊斯兰教,死后可以进天堂,他回答说:“我愿守祖教而去世,我的祖先归落何处,我愿归落何处,在天堂里也好,在地狱里也好。”③伊本·伯赫帖舒在巴格达成为一个显赫的家族的奠基者,这个家族连续兴盛了六、七代,在二百五十年中几乎一直在宫廷里独占了御医的职位。在那个时代,科学跟珠宝细工和其他手艺一样,被认为是独家经营的行业,是父子相传的。朱尔吉斯的儿子伯赫帖舒(801年卒),在赖世德时代,是巴格达医院的院长。伯赫帖舒的儿子吉卜利勒(迦伯利),于805年被任命为哈里发的御医④,赖世德所恩宠的一个女奴曾害歇斯底里性的瘫痪症,他装作要在大庭广众中剥她的衣服,这样治好了她的病。

阿拉伯人征服肥沃的新月地区的时候,希腊的文化遗产,无疑地是他们手边最宝贵的财富。在阿拉伯人的生活里,希腊文化终于成为一切外国影响中最重要的一种影响。下列的城市,变成了传布希腊文化的中心;埃德萨(Edessa,阿拉伯文叫鲁哈al-Ruhā’),信仰基督教的叙利亚人的主要中心;哈兰,信仰异教的叙利亚人的大本营,从九世纪起,这些叙利亚人自称萨比教徒(阿拉伯语的Sābi’ah或■ābi’ūn)①;安提俄克,古希腊殖民地之一;亚历山大港,东方哲学和西方哲学的会合点;此外还有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无数修道院,不仅研究神学,而且研究科学和哲学。对罗马人的领土进行各种的侵入,特别是在赖世德的时代,对于阿拉伯人是很有好处的,因为他们不但获得战利品,而且获得很多希腊的写本,主要是从阿摩利阿姆和安基拉得来的②。麦蒙曾派遣密使,不远千里到君士坦丁堡去见利奥皇帝(亚美尼亚人)本人,向他索取希腊语的著作,这是一个著名的故事。甚至曼苏尔本人,据说也接到拜占廷皇帝应他的请求而赠送他的一批书籍,包括欧几里得《几何学原理》③。但是阿拉比亚人不懂希腊语,起初他们必须依靠他们的臣民替他们翻译,翻译人员,有犹太教徒,有异教徒,特别是景教徒。这些叙利亚的景教徒,先从希腊语译成叙利亚语,再从叙利亚语译成阿拉伯语,他们就变成了希腊文化和伊斯兰教之间坚强的桥梁,因而成为最早的东方的办粮人,把希腊文化大量地贩卖给世界各国人民。必须通过叙利亚语的翻译,希腊文化才能进入阿拉伯人的脑海。

在麦蒙时代,希腊影响已达于极点。这位哈里发理性主义的脾性,和他对于穆尔太齐赖主义(主张经典的明文应该与理性的判断相合)的偏袒,迫使他到希腊人的哲学著作里去寻找证据,来为自己的立场作辩护。据《书目》的记载①,他在梦中看见亚里士多德对他保证,理性和教典之间没有真正的分歧。麦蒙为了实行自己的政策,于830年在巴格达创办了著名的智慧馆(Bayt al-Hikm-ah),那是一个图书馆、科学院和翻译局的联合机构,从各方面来看,它都是自公元前三世纪前半期亚历山大港博物馆成立以来最重要的学术机关。在830年以前,翻译工作是一种自由散漫的工作,由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和新入伊斯兰教的人物,独立地进行。自麦蒙开始,在他的几位继任者的时代,翻译工作主要集中在这所新建立的科学院中进行。自750年起,阿拔斯王朝的翻译工作,继续了百年左右。由于大多数的翻译家是说阿拉马语的,所以许多希腊语的著作,是先译成阿拉马语(叙利亚语),再译成阿拉伯语的。原本中有些难译的段落,是逐字逐句直译的;有些专门术语,找不到适当的阿拉伯名词,只好稍加改变后,把希腊术语加以音译②。

翻译家们对于希腊人的文学作品,不感兴趣,所以没有译成阿拉伯语。因此,阿拉伯人没有接触到希腊的戏剧、诗歌和历史。在这方面,波斯的影响,仍然是最大的。鲁哈人,马龙派的基督教徒萨瓦菲勒(西奥菲拉斯)·伊本·徒马(785年卒)①,是麦海迪的钦天监,他曾把荷马的《伊利亚特》节译成阿拉伯语,但这个译本的效果似乎等于零,甚至连译本也没有流传下来。格林(约在200年卒)和爱琴海的保罗(闻名于650年前后)②所著的希腊医学,欧几里得(闻名于公元前300年前后)和托勒密(闻名于二世纪前半期)所著的希腊的天文历算,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著的希腊哲学书和新柏拉图派的注释,是这个文化勘探队旅行的出发点。

从希腊语翻译的最早的翻译家之一,是艾卜·叶哈雅·伊本·伯特里格(796—806年间卒),他曾给曼苏尔译出格林和希波克拉第(闻名于公元前436年前后)的主要著作,又给别的一位庇护者译出托勒密的《四部集》③。如果麦斯欧迪的报告是正确的④,那末,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原理》和托勒密所著的伟大的天文历表《天文大集》(Almagest,阿拉伯语叫做《麦哲斯帖》[al-Majisti或al-Mijisti],发源于希腊语的megistē,意思是最伟大的)⑤,也可能是在这个时期译成阿拉伯语的。这些早期的译本,显然是译得不很妥当的,在赖世德和麦蒙时代,不能不加以校订或者重译。早期的翻译家之一,是叙利亚的基督教徒约哈纳(叶哈雅·伊本·马赛维⑥(857年卒),他是吉卜利勒的学生,是侯奈因·伊本·易司哈格的先生,据说他曾给赖世德译过某些写本,那些写本主要是哈里发从安基拉和阿摩利阿姆带回来的医学著作①,在赖世德的几个继任者的时代,约哈纳仍继续服务。有一次,哈里发的一个宠臣得罪了他,他斥责那个人说:“你的愚蠢假若变成智力,而分配给一百个笨人,那末,每个笨人都会变得比亚里士多德还要聪明。”②

侯奈因·伊本·易司哈格(欧洲人叫他 Joannitius, 809—873年),阿拉伯人称他为翻译家的长老,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学者和最高贵的人物之一。侯奈因是一个伊巴底人,即希拉城的景教徒,青年时代曾任伊本·马赛维医生的药剂师。他的老师曾责备他,对他提出刻毒的批评,说希拉城的人不配学医学,他最好是到市场上去兑换钱币③,这个青年挥泪告别了他的老师,但是,他决心要学好希腊语。穆萨·伊本·沙基尔的三个儿子是赞助科学,而且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的,他们把他派遣到说希腊语的某些地方,去访求手写本,后来,他为麦蒙的侍医吉卜利勒·伊本·伯赫帖舒服务。随后,这位哈里发任命侯奈因为图书馆馆长兼科学院院长,由于这个职务,侯奈因负责全部科学的翻译工作,获得自己的儿子易司哈格④和侄子胡伯史·伊本·哈桑的合作⑤,他们两个都是他的学生。侯奈因翻译了许多书,其中有一些无疑是这两个助手翻译的,另有一些是别的学生和这个学派的成员,如伊萨·伊本·叶哈雅⑥和穆萨·伊本·哈立德⑦等人翻译的。在许多情况下,侯奈因显然是做初译的工作,从希腊语译成叙利亚语,他的同事们再从叙利亚语译成阿拉伯语①。例如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解释篇》就是由父亲先从希腊语译成叙利亚语,再由儿子从叙利亚语译成阿拉伯语。儿子的阿拉伯语的造诣,比父亲更高②,他后来成为亚里士多德著作最伟大的翻译家。还有些阿拉伯语译本,大概是由侯奈因翻译的,如格林、希波克拉第和代俄斯科里提斯(闻名于公元50年前后)的著作、柏拉图的《理想国》③、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④、《物理学》、《伦理学》⑤。他最著名的工作,是把格林全部的科学著作,从希腊语译成叙利亚语和阿拉伯语⑥。格林所著解剖学的七本希腊语原本,早已遗失,幸赖阿拉伯语译本,得以流传至今⑦。侯奈因曾将《旧约》的希腊语译本译成阿拉伯语,但是,没有流传下来⑧

下面的记载,可以说明翻译家侯奈因的才能,在给沙基尔的三个儿子服务的期间,他和其他的几个翻译家,每月共得工资五百第纳尔(约250镑)。他所译的名著,麦蒙依译稿的重量,以等量的黄金报酬他。他达到光荣的极点,不仅是由于他是一个翻译家,而且由于他是一个开业的医生,因为哈里发穆台瓦基勒(847—861年)曾任命他为御医。但是,他的这位庇护者,曾把他监禁了一年,因为哈里发赠给他一笔厚礼,命令他调制一剂毒药,用去杀害一个敌人,他拒绝了他的礼物和命令。他再一次站在哈里发的面前,而且受到死刑的威胁,他的答复是:“我只擅长治病的良药,没有研究过杀人的毒药。”①到这时候,哈里发才告诉他,那道命令只是为考验医生的廉洁而发出的。于是哈里发问他,为什么不肯调制杀人的毒药,他说:

“两件事使我拒绝那样做,一件是我的宗教,一件是我的职业。我的宗教教我爱敌如友,对于朋友更应当爱护。我的职业是以造福人类为宗旨的,只许可治病救人。何况当医生的都要发誓,永远不把毒药卖给任何人。”②

伊本·伊卜里和基弗兑,承认侯奈因·伊本·易司哈格是“科学的源泉,是道德的矿井”。法国人莱克莱尔称他为“九世纪最伟大的人物,而且是历史上可能遇见的若干高贵的聪明人士之一③”。

正如侯奈因是一群景教翻译家的领袖那样,撒比特·伊本·古赖④(约836—901年)是哈兰的一群萨比教翻译家的领袖⑤。由于崇拜星辰,自远古以来,这个宗教的信徒,就注意天文历算的研究工作。在穆台瓦基勒的时代,他们的故乡哈兰变成一个哲学和医学学院的所在地,那个学院原从亚历山大港迁移到安提俄克。撒比特和他的学生们,就是在这个环境里成长起来的。据说他们曾翻译过一批希腊语的天文历算,包括阿基米得(公元前212年卒)和别迦的阿波罗尼阿斯(约生于公元前262年)的著作①。他们还修订了某些早期的译本。例如撒比特曾修订侯奈因所译的欧几里得《几何学原理》②。撒比特曾受到哈里发穆耳台迪德(892—902年在位)的庇护,他把这位科学家当做至交和清客③。

继承撒比特的伟大事业的,是他的儿子息南(943年卒)、他的两个孙子撒比特(973年卒)④和易卜拉欣(946年卒)⑤,以及他的重孙艾卜勒·法赖吉⑥,他们四代人,都是杰出的翻译家和科学家。但是在撒比特之后最伟大的萨比教徒,还要推白塔尼(929年卒),拉丁语的著作家称他为Albategnius或Albatenius,他的阿拉伯全名是艾卜·阿卜杜拉·穆罕默德(伊本·查比尔·伊本·息南),由此可见他已改奉伊斯兰教。白塔尼是以天文学家著名于世的,他不是翻译家。

天文历算翻译家所形成的哈兰学派,是以哈查只·伊本·优素福·伊本·麦台尔(786—833年间著名)本人为先驱的。据说欧几里得《几何学原理》和托勒密《天文大集》的初次译本,都是他的手笔。欧氏《几何学原理》有两个译本,一个是他在赖世德时代译的,一个是他在麦蒙时代译的⑦。那是在侯奈因的译本之前的两个译本。哈查只所译的著名天文学著作《天文大集》,是根据一个叙利亚语译本,于827—828年译成的。至于翻译《天文大集》的初次尝试,则是远在赖世德的首相叶哈雅·伊本·哈立德的时代①,不过那次尝试并未成功。后来,数学家布兹占人穆罕默德·艾卜勒·外发(940—997或998年)②对于这个译本曾作过一次修改,他是最伟大的伊斯兰教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之一。还有一个后期的数学和哲学著作翻译家,叫做顾斯塔·伊本·路加(约922年卒),他是巴勒贝克的基督教徒,据《书目》的记载③,他的译本共计三十四种。

十世纪后半期,出现了许多一性教的翻译家,代表人物有:叶哈雅·伊本·阿迪,893年生于塔克里特,974年死于巴格达;巴格达人艾卜·阿里·伊萨·伊本·左尔耳(1008年卒)④,后来升任大主教的叶哈雅,曾告诉《书目》的作者,他一日一夜平均能抄写一百张译稿⑤。一性教的翻译家,从事于亚里士多德著作译本的修订工作,或准备新译本。除校译工作外,他们还把新柏拉图派学说和玄想介绍到阿拉伯世界去,发生了很大影响。

在翻译时代结束之前,剩存的亚里士多德著作,都译成阿拉伯语了,其中有不少的著作,当然是伪书。据伊本·艾比·伍赛比耳⑥和基弗兑50000492_0368_6⑦先后的记载,被称为“希腊哲学家的著作,不下一百种。当欧洲几乎完全不知道希腊的思想和科学之际,这些著作的翻译工作,已经完成了。当赖世德和麦蒙在钻研希腊和波斯的哲学的时候,与他们同时代的西方的查理大帝和他部下的伯爵们,还在那里边写边涂地练习拼写他们自己的姓名呢。亚里士多德关于逻辑学的著作《工具》(阿拉伯语译本包括《修辞学》和《诗学》)和玻尔菲利的《逻辑学入门》,很快就与阿拉伯语法取得同等地位,成为伊斯兰教人文主义研究的基础,直到现在还占有这个地位。穆斯林们接受了新柏拉图派注释家的观念,认为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学说,大体上是相同的。在伊斯兰教的苏非主义中,新柏拉图派的影响特别明显。柏拉图的学说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凭借伊本·西那(阿维森纳)和伊本·鲁世德(阿威罗伊)两人而传入拉丁世界,从而对于中世纪时代欧洲的哲学研究,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下面还要论述这个问题。

在阿拔斯王朝早期的这个漫长而有效的翻译时代之后,接着就来了一个对于科学具有独创性贡献的时代,我们将在专章里讨论这个问题。在伊斯兰教以前的时代,阿拉伯语是诗歌的语言,在穆罕默德之后,阿拉伯语变成了天启和宗教的语言,十世纪刚刚结束,阿拉伯语早已发生空前的新奇变化,变成了一种柔顺的媒介,可以用来表达最高深的科学思想和哲学概念。阿拉伯语同时还是一种政治和外交的语言,应用范围很广,从中亚经北非,到达西班牙。从那个时代起,我们发现伊拉克人、叙利亚人、巴勒斯坦人、埃及人、突尼斯人、阿尔及利亚人、摩洛哥人,都用这种明白的阿拉伯语,来表达他们最好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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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Latā’if al-Ma‘ārif ed P. de Jong(Leyden,1867),p.71。

②  ■ginbard,Vie de Charlemagne,ed.and tr.L.Halphen(Paris,1923),p.47。

③ “Annales regni Francorum”,ed.G.H.Pertzii and F.Kurze in Scrip-tores rerum Germanicarum,vol.43(Hanover,1895),pp.114,123—124。

① 参阅本书第35章第7节查理曼的对手,第45章第2节叙利亚的塞尔柱克人。参阅Louis Bréhier in Chambre de Commerce de Marseille.Congrès francais de Syrie.Séances et travaux.fasc.2(1919),pp.15-39。

② ‘Iqd,vol.i,pp.197—198。

③  Kutubi,Fawāt,vol.i,p.307,ll.12—13。

④  A.A.Vasiliev,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tr.S. Ragozin, vol.i(Madison,1928),p.291;Charles Diehl,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tr.G.B.Ives(Princeton,1925), p.55。

① Kitiābal-‘Uyūn,pt.3,p.278,说此次战役是在回历163年(公元780年),Ya‘qūbi(vol.ii,pp.478,486)说是在回历164年,Tabari(vol.iii,pp.503—504)说是在回历165年。

② 西奥方斯813年在书中(456页)写道,哈伦曾深入到君士坦丁堡对岸的克利索波列,即是近代的斯库塔里(Scutari),现代的于斯屈达尔(Uskudar)。

③  Tabari,vol,iii,p.504。

④ 参阅本书第200页以下。

①  Vasiliev,vol.i,p.287。

② 他的名字尼格福尔(Niqfūr)是一个地道的阿拉伯名字。他是阿拉伯血统的;很可能是加萨尼人哲伯莱的苗裔;Tabari,vol.iii,p. 695;Michel le Syrien,Chronic-le,ed.J.B.Chabot,vol.iii(Paris,1905),p.15。他废黜爱利尼的时候,结束了利奥三世(Leo III 717—741年在位)所创立的叙利亚王朝(717—802年),利奥三世及其继任者,曾领导破坏偶像运动,这个运动显然是受到穆斯林的影响的。西奥方斯曾称利奥为“具有萨拉森思想者”(第405页)。

③ Tabari,vol.iii,p.696。

④ 同上书,第696页,709—710页;Ya‘qūbi,vol.ii,p.519,l.14,p.523,l. 2;Dīnawari,pp.386—387;Mas‘ūdi,vol.ii,pp.337—352。

①  Tabari,vol.iii,p.1236。

② Michel le Syrien,vol.iii,p. 72。

③  Qudāmah,Kitāb al-Kharāj,ed.de Goeje(Leyden,1889),p.259。

① Khatīb,vol.i,p.119。

② Mas‘ūdi,vol.viii,pp.298—299。

③ 参阅ibn-Khallikān,vol.i,p.337;Burckhardt,Travels,vol.i,p.196。

④  Aghāni,vol.ix.p.83。

① 她与麦蒙订婚时才十岁;ibn-Khallikān,vol,i,p.166。

② rotl,确实重量因地而异,在阿拉比亚,约合1.02磅,此处姑作一磅。——译者

③ Tabari,vol.iii,pp.1081—1084,Mas‘ūdi,vol.vii,pp.65—66;ibn-al-Athīr,vol.vi,p.279;Tha‘ālibi,Latā’if,pp.73—74;ibn-Khaldūn,Muqaddamah,pp.144—145。

④ Mas‘ūdi,Tanbīh,p.193。

⑤ 一个打兰重1.771克,这棵金银树计重885.5公斤。——译者

⑥ Khatib,vol.i,pp.100—105;abu-al-Fidā,vol.ii,p.73;Yāqūt,vol.ii,pp.520—521。

①  Balādhuri,Ansāb al-Ashrāf,ed.Max Achloessinger,vol.iv B(Jerusal-em,1938)p.1.

② Aghānī,vol.ix,p.71。参阅本书第321页。

③  Ibn-al-Athīr,vol,vi,p.207。

④  Ibn-al-Athīr,vol,vi,p.206;Tabari,vol.iii,pp.951—953。

⑤ Vol.xvi,pp.138-139。

⑥ Vol.vi,pp.349—350。

① 参阅Tha‘ālibi,Latā’if,p.16。

②  Mas‘ūdi,vol.vi,p.289。

③ 同上。

① 参阅 Le Strange,Eastern Caliphate,散见各处。参阅本书第36章“工业和农业”。

② 这种浮桥,沿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不久,现在还保存有一座,其他两座已改建成铁桥。——译者

③  Al-Khatib,vol.i,pp.111—117。

④ 参阅本书第345页以下。

⑤ 赫尔辛基博物馆收藏着此类古钱币。

① Ya‘qūbi,Buldān,p.246。

② P 312。

③  Ibn-Khallikān,vol.i,p.298。

④ 参阅本书第312页。——译者

① 十九世纪末期,阿拉伯东方也经过一个翻译时期,主要是从法语和英语翻译。

① Sā‘id ibn-Ahmad(al-Qādi al-Andalusi),Tabaqāt al-Umam,ed.L.Cheikho(Beirūt,1912),pp.49—50;Yāqūt,Udabā,vol.vi,p.268;Mas‘ūdi,vol.viii,pp.290—291。

② “诺伯赫特”是一个波斯名词,意思是“幸运”。这个家族的许多成员,都以天文学著名于世。见 Tabari, vol.iii,pp.317,318(这个名字有时写成 Nībakht或Naybakht),1364。

③ Fihrist,p.274。

④ 参阅本书第40章“天文学和数学”一节。

① 关于《凯利莱和迪木奈》的版本,可以参考Sylvester de Sacy的版本(Paris,1816),回历1249年开罗布拉格的翻版;Khalil al-Yāziji的第二版(Beirūt,1888);L.Cheikho的版文(Beirūt,1905)。关于伊本·穆盖法耳,可以参阅 Fikrist,p.118;ibn-Khallikān,vol.i,pp. 266-269。

② 1289,1306年屡次出版于开罗。

① 阿拉伯语的名称是军得沙普尔(Jundaysāpūr)。这个城是萨珊王朝的沙普尔一世所建筑的(因此而得名,意思是“沙普尔的营房”),位于现代伊朗西南部胡泽斯坦的沙哈巴德村所在地。

② 参阅Fihrist,p.296;ibn-al-‘Ibri,pp.213—215。伊本·艾比·伍赛比耳(vol.i,p.125)把“Bakht”这个词看成是当作“用人”讲的叙利亚词,其实是帕莱威语的bōkht,意思是“解救了”,作为姓使用,是“耶稣解救了”的意思。

③ Ibn-al-‘Ibri,p.215,ibn-abi-Usaybi‘ah,vol.i,p.125。

④  Ibn-al-‘Ibri,pp.226-227;Qifti,pp.134—135。

① 参阅本书第357页。

② 阿拉伯语叫安基赖(Anqirah),Ya‘qūbi,vol.i,p.486。就是现在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

③  Ibn-Khaldūn,Muqaddamah,p.401。

① Fihrist p.243。

② 因此,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些阿拉伯词:arithmātīqi(arithmetic算术),jū-matrīya(geometry几何学),jighrāfīyah(geography地理学),mūsīqī(music音乐),falsafah(philosophy哲学),asturlāb(astrolabe星盘),athīr(ether以太),iksīr(elixir,配剂),ibrīz(puregold 纯金),maghnatīs(magnet磁石),urghun(organ风琴)。参阅 abu-‘Abdullāhal-Khwārizmi,Mafātih al-‘Ulūm,ed.G.vanVloten(Leyden,1895),index;Fihrist,散见各处;Rasā’il Ikhwān al-safā’,ed.Khayr-al-Dīn al-Ziriklī(Cairo,1928),散见各处。

① Ibn-al-‘Ibri,pp.41,220。

② 同上书,p.176。

③ Fihrist,p.273。

④ Vol.Viii,p.291。参阅本书第314—315页。

⑤ Ya‘qūbi,vol.i,pp.150—151。

⑥ Yūhanna(Yahyā)ibn-Māsawayh的拉丁名字是Mesu((Mesua)或Mesu(Major(大马素伊),用以区别于小马素伊(Māsawayh al-Mārdīni),他是在开罗的法帖梅王朝哈基本哈里发宫廷里出名的一个雅各派基督教徒, 1015年卒。

①  Ibn-al-‘Ibri,p.227; ibn-abi-Usaybi‘ah,vol.i, pp.175以下, Qifti,p.380。

②  Fihrist,p.295。

③ Ibn-al-‘Ibri,p.250;ibn-abi-Usaybi‘ah,vol.i,p.185。

④ Ibn-Khallikān,vol.i,p.116=de Slane,vol.i,pp.187—188。

⑤ 因为一只手残废,得外号“阿赛木”。 Ibn-abi-Usaybi‘ah,vol.i,pp.187,203;Fihrist,p.297;ibn-al-‘Ibri,p.252。

⑥  Fihrist,p.297。

⑦ 他还能从波斯语译成阿拉伯语,同上书第244页,l.28。

①  Fihrist,p. 249。

② 同上书,p.298;Qifti,p.80照抄。

③ 同上书,p.246,l.5。

④ 同上书,p.248。

⑤ Qifti,pp.38,42。

⑥ Ibn-abi-Usaybi‘ah,vol.i,pp.188—189;Qifti,pp.94—95。

⑦ 于回历572年(公元1176年)译成的格林的真正的著作共十六种,有一个写本,叫做《小手艺》(al-Sinā‘ah al-Saghīrah),就包括了十种,关于这个写本,可参考Hitti,Faris.‘Abd-al-Malik, Catalog of the Garrett Collection of Arabic Manusri-pts(Princeton,1938),no.1075。

⑧  Qifti,p.99。

① Ibn-abi-Usaybi‘ah,vol.i,pp.187—188;ibn-al-‘Ibri,p.251。

② Ibn-al-‘Ibri,pp.251—252。

③  L.Leclerc,Historire de la médecine arabe(Paris,1876),vol.l,p.139。

④  他所著的《医学储备》(Dhakhīrah fi‘Ilmal-Tibb)于1928年由G.Sobhy出版于开罗。

⑤ 他们不是真萨比教徒。参阅本书第358页。

① Fikhrist,p.267。

② Ibn-Khallikān,vol.i,pp.177,298。

③ Ibn-abi-Usaybi‘ah,vol.i,p.216。

④ 同上书,pp.224—226。

⑤ 同上书,p.226;Qifti,pp.57—59;Fihrist,p.272。

⑥  Qifti,p.428。

⑦  Fihrist,p.265。

①  Fihrist,pp.267—268。参阅本书311页。

② 他出生于古希斯坦的布兹占地方。

③ Fihrist,p.295.参阅 Qifti,pp.262—263。

④ Fihrist, p.264;ibn-abi-Usayb1.‘ah,vol. i,pp.235—236;Qifti,pp.245—246。

⑤  P.264。

⑥ Vol.i,pp.57以下。

⑦  Pp.34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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