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channel 世界那么大 阿拉伯世界-53

阿拉伯世界-53

第五十二章  改变着的场面:西方的冲击

拿破仑对埃及的袭击,从多方面说来,都是划时代的。这件事标志着开始与过去断绝关系了。这个法国侵略者,把一些装备带到开罗,其中有一部阿拉伯语印刷机,那是从梵蒂冈掠夺来的。这部机器是尼罗河谷的第一部阿拉伯语印刷机。由这部印刷机发展成的著名的布拉格印刷局(Matba‘at Būlāq),直到现在还是政府的印刷机关。这个法国征服者,用这部机器来印制一种阿拉伯语的宣传品。他还创办一种附有图书馆的文艺协会(académie littér ai-re)。直到那个时候,阿拉伯世界的人民大概还过着一种自给自足、因循守旧的生活,不求进步,也不关心外界的进步。他们对于改变,不感兴趣。与西方的突然接触,是对他们的当头棒喝,使他们从中世纪的酣睡中惊醒过来。这种接触,燃着了智力的火花,使穆斯林世界的一个角落燃烧起来。

穆罕默德·阿里认识到这种初步的文化接触的可能性之后,便开始聘请法国和其他欧洲的教官来帮助训练军队。此外,他还派遣了好几批学生到欧洲去留学。在这方面,他是效法了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先例。以上两方面的出发点,都是军事的。但是,作为军事训练的先决条件的语言,一旦学会,就掌握了打开整个思想宝库的钥匙,在这个宝库里有西方的思想及其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世俗的和其他爆发性的观念。现代埃及的缔造者,开始在本国的国土上创办了许多学校,不但有军事学校,还有医学、药学、工程学、农学等的专门学校。但是,不幸得很,穆罕默德·阿里所创办的众多的学校,只有很少的几所维持到他死的时候。他的孙子阿拔斯(1848—1854年)辞退了一切外国顾问,取消了一切外国学校和大多数具有欧洲特征的其他机关;他的继任者赛义德(1854—1863年),同样反对西方的道路。易司马仪(1863—1879年)所创办的许多学校,也没有长期生存。易司马仪,曾聘请美国军官到他的军事学校任教;他又是在埃及创办女子学校的第一人。据说,他曾宣称,埃及是欧洲的重要部分。由此看出,他对西方所持的同情态度。这些学校都缺乏适当的设备,或有效的器具供应,既没有特殊的基金,又没有训练有素的师资的后备军,用阿拉伯语教学,却没有继续不断编写阿拉伯语教科书。但是,易司马仪所创办的一个机关,已获得永久的地位,这就是国立图书馆。初办的时候,这里只有从宫廷里和清真寺里搜集来的小量的图书,现在已有藏书五十万册。他所创办的王家地理学会,曾于1950到1951年庆祝了自己的七十五周年纪念。

在易司马仪的时代,1865年在阿西尤特创办了一所美国学院,现在仍然活动着。开罗的女子学院,于1861年创办时,是一所小学。七年前,美国联合长老传道会已在埃及开展工作了。

埃及占领叙利亚十年之久(1831—1840年),在叙利亚的文化史上,是划时代的事件。易卜拉欣彻底摧毁了大封建主(muqāti‘ji)的势力,征收了正式的赋脱,并且强迫承认非穆斯林在政府机关任职的权利。与历代素丹的宣言不同,他在1839年发表的关于一切教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宣言,立即付诸施行和贯彻。大马士革和萨法德的穆斯林,反对本地顺民所获得的改善了的地位,易卜拉欣就毫不迟疑地使用武力去对付他们。在他发表这个宣言之前四年,英国领事骑着马进大马士革城的时候,必须由卫兵严密地护卫着;在发表这个宣言的次年,他就可以不带卫兵,随便到处游览了。

这件事足以说明新的宽大政策的执行和治安情况,因而对于欧洲人的吸引是前所未有的。1773年被教皇停止的耶稣会的传教团,恢复了活动,英美的新教传教士,在黎巴嫩的土地上,建立了坚固的据点。1838年,叙利亚新教教会建立起来了。美国考古学家爱德华·鲁宾逊,曾于同年,在巴勒斯坦进行了一次调查旅行,这是一连串事件的开端,这些事件的最后结果,是把这个地区无价的历史宝藏发掘、解释和公布出来了。三年前,美国传教会印刷厂,从马耳他岛迁到贝鲁特。耶稣会的天主教印刷厂,是1853年建立于这座城的另一边的。这两个印刷厂,直到现在仍然是西亚有名的阿拉伯语印刷厂。现代阿拉伯语的《圣经》译本,由这两家公司发行。在这之前,叙利亚已有了第一所阿拉伯语印刷厂,那是基督教徒1702年设立于阿勒颇的。穆斯林关于对待“皇皇天语”的保守主义,使这方面的印刷业迟迟不得开展,直到今天,《古兰经》还是手写或石印,不许排印。东方的第一部阿拉伯语印刷机(阿勒颇印刷机)的来源,仍然神秘莫测。它很可能是按照欧洲某一部印刷机仿制而成的。欧洲最早的阿拉伯语印刷机,出现于意大利的法诺,显然是在教皇的庇护之下的。这个印刷厂于1514年出版的一本祈祷书,留存下来了。黎巴嫩的一所修道院(在盖兹哈亚)里有一部叙利亚语印刷机,可能是留学罗马的一位马龙派学者从那里带回来的。我们有几部《雅歌》,是这个印刷厂出版的,其中不但有叙利亚语的,还有用叙利亚字母拼写的阿拉伯语的。不要忘记,迟到十七世纪末叶,黎巴嫩北部还有人会说叙利亚话。

美国传教活动的主要成绩,是1866年终于创办了叙利亚的新教学院,即现在的贝鲁特美国大学。耶稣会的传教活动,发轫于十七世纪早期,到1874年建成贝鲁特圣约瑟大学时达到了极点。这两所大学,在世界的这个地区,保持了教育上的领导地位。

贝鲁特美国女子学校(1830年创办)比美国大学办得更早,一直办到现在。拉扎尔会传教团远在1755年就在大马士革开始活动,大约二十年后,创办了一所男子小学,这是在那座城市里仍然存在的最古的现代学校。这些学校比任何现代化的官立学校还要先进,而且被当做后来创办的官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楷模。直到现在,外国语的学习还是很受重视,连本地学校也不例外,法语或英语时常被用作高等学校和专门学校的教学语言。学校的教职员享受特权,包括靠治外法权取得的保护。

仿效西方的学校、印刷厂、报纸、杂志、文学会等,纷纷在本地很快出现了。1828年穆罕默德·阿里创办了《埃及大事》(al-Waqā’i‘al-Misrīyah),这是埃及自己的第一份阿拉伯语报纸,仍然是政府的机关报。1858年赫立里·胡列在贝鲁特创办了《新闻果树园》(Hadīqat al-Akhbār),叙利亚也就有了自己的第一份报纸。十二年后,布特鲁斯·布斯塔尼(1819—1883年,一个本地学校的负责人,与美国传教士们合作),在贝鲁特创办了一种政治的、科学的、文学的双周刊《花园》(al-Jinān),他还办有其他好些种期刊。他给自己的新刊物所作的题词,是很有意思的:“爱国心是信仰的一个项目”——这是阿拉伯语里的一个新奇的观念。1876年布斯塔尼开始出版阿拉伯语的百科全书(Dā’irat al-Ma‘arif),他自己完成了头六册。这位基督教学者的著作,包括一部字典和几种关于教学和语法的教科书,这些著作为激发阿拉伯民族意识和发动阿拉伯民族运动铺平了道路。在阿拉伯各国中,黎巴嫩是文化最普及的国家,这主要是由于外国学校和私立学校的努力,公立学校的成绩是次要的。甚至在今天,最高级的教育,还是在美国学校和法国学校里进行的。黎巴嫩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一样,所以肯于接受从西方来的这种文化迁移,主要原因在于,东西双方文化在某些重要的方面虽然不相同,但它们却是属于同一个主流。欧洲文明和近东文明,共同分享了一份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以及希腊和罗马的公共遗产。从最早的时代起,双方就一直保持着社会的和商务的接触,虽然接近的程度常有变化。到十四世纪时,即早期的麦木鲁克时代,东方和西方的差别,事实上是人为的,而不是真实的。直到十六世纪,即奥斯曼帝国的开端,东方和西方才开始分道扬镳,西方利用了科学方法并辅之以实验,发展了技术知识并取得控制大自然的重大的结果,与此同时,东方仍然忽视了这一切。十八世纪末,双方背驰已达到极端,于是这两种文化又重新会合了。

在这种文化的异花受精的过程中,伊拉克没有作出什么重要的事情。远在十七世纪时,天主教传教团早已获得进入巴格达和巴士拉的许可,但是,这对于穆斯林的社会并未留下任何痕迹。除在君士坦丁堡受过训练的官吏、职员(他们具有特殊的派头)外,伊拉克人几乎不接受现代观念。但是这个国家对于商业的渗透却是敞开大门的。英国人在巩固了他们在波斯湾的地位之后,商业的渗透终于变成了政治渗透,伊拉克还是被拉进了世界事务的轨道。

易卜拉欣对叙利亚的侵略,拿破仑对埃及的侵略,在某种意义上产生了同样的结果:他们结束了这两个国家古代的地方分权制,而开始了中央集权制。此外,他们还把这两个国家投入了外国帝国主义各种阴谋的斗鸡场。列强的领土扩张主义的趋势,在那里而不在别处发生了冲突。特别尖锐的是英法两国之间的竞争,各自都努力为自己争得在埃及和叙利亚事务中的占优势的影响,两国的借口都是保卫与印度和远东通商的最充分的利益。十九世纪的许多战争都可以在近东找到一些根源。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年)的原因之一是,法国和俄国提出了互相矛盾的要求,双方都主张自己有保护巴勒斯坦圣地的权利。

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凿,增加了这些国家战略上的重要性,加速了它们再度进入国际商业和国际事务圈子去的时间。这条运河很快就变成了国际交通生命线的一个主要部分,补偿了因发现绕好望角的航线而遭受的损失。运河全长一百英里,开凿费约二千万镑,其中大半是在以法国为主的欧洲,用公开征求认股的方法筹得的。埃及总督的份额是十七万六千六百零二股,每股二十英镑,这些股票,于1875年被英国政府买去了。

运河是在易司马仪在位时代开凿的,他的奢侈导致国家的破产,并且终于招致欧洲的干涉。易司马仪慷慨地提出要把埃及的年贡加一倍,因此“崇高的阙下”曾于1866年和1873年,赏赐他赫迪夫(khedive)的称号和长子继任权,让他的儿孙世袭这个职位,这几乎等于承认他的主权了。1879年,英法对埃及建立了共管制,而赫迪夫被废黜。这个时期,军队和农民的生活困苦不堪,起而造反,他们获得一位军官的支持,他叫艾哈迈德·阿拉比,也是农民出身的。当时军队的军官,大半是塞加西亚人;农民忍受重税、兵役和徭役制的痛苦,政府可以强迫任何壮丁去做少偿的或无偿的劳动,而所修建的公共工程往往又是效益可疑的。这次叛乱很快被镇压下去,1882年9月13日英国人在特勒凯比尔大丘获得胜利,阿拉比被流放。英国人由此获得占领埃及的机会,虽然埃及依然是在有名无实的土耳其的宗主权之下,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英国便宣布埃及为保护国了。于是,赫迪夫阿拔斯·希勒米被废黜了,他的叔父侯赛因·卡米勒,以素丹的称号继承了他的职位。1917年,富阿德继承了他的哥哥侯赛因,1922年2月,在保护关系结束的时候,他成为埃及国王,宣布埃及独立,并公布了宪法。英国方面的让步,是由于本地人的斗争,才做出的。民族主义者的领袖赛耳德·宰格鲁勒是阿拉比的一个追随者,他象阿拉比一样,是农民的儿子,但比阿拉比更有才能,并且受过更高的教育。这位激烈的律师,是哲马鲁丁·阿富汗尼的学生,在穆罕默德·阿布笃的领导下,曾任《埃及大事》的编辑,他在1919年要求英国人准许他率领一个代表团(wafd),到巴黎和会去,到伦敦去,替埃及作辩护,但是,他遭到拒绝,而且被送到马耳他岛去,这个行为立即把他变成了一位民族英雄。他和他的党的努力,终于获得成功,1936年签订了英埃条约,规定英国占领军撤退到运河地带,把保护外侨生命财产的责任让与埃及政府,并且相互帮助,对付敌人,包括港口、机场和交通工具等的使用。

1952年发生了不流血的军事政变,富阿德的儿子法鲁克国王被废黜,君主政体被推翻,1954年成立了共和国,领导人就是阿卜杜勒·奈绥尔(纳赛尔)上校。他大胆地反对以色列、英国和法国侵略者,因而1956年被公认是整个阿拉伯的英雄。他推行了社会主义类型的政治与经济的改革。

在阿拉伯人的新月地区,政治干涉采取了托管的方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在巴勒斯坦和伊拉克,法国在叙利亚和黎巴嫩,都建立了托管制。法国的兴趣是着重经济方面的考虑,这个关乎威望的政策,是用来抵消英国的影响的,也是回溯到十字军战役时代的“传统友谊”(amitiétraditionnell),是庄严的素莱曼赠给法兰西斯一世的治外法权所承认的。正是法国军队,于1860年得到列强的同意后,在黎巴嫩登了陆,作为防止更大规模的屠杀的安全措施。

这些所谓甲级托管地的行政,缺乏国际联盟盟约所定的理想,即托管地人民的福利构成了“文明的神圣义务”,托管国的主要任务是为托管地的完全独立提供必需的忠告和帮助。特别令人焦急的,是叙利亚人所感受到的困苦,他们责备法国官吏象在北非那样使用殖民主义的方法,把本国政府当成门面,对于高涨的民族精神缺乏认识,阻止阿拉伯语的使用,把本国的通货跟法郎联系起来,而使其跌价,挑拨离间各党派或教派的关系,使用各种镇压手段,包括监视、监禁、流放等。为了行政的目的,而把这个国家分成若干州,同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夕,把伊斯肯德伦港割让给土耳其,这是引起人们抱怨的另外两件大事。维持治安,改良交通,扩大耕地面积,给予受教育的便利,树立现代政府的体制,以及使社会现代化等,这些都是能使托管地区得到好处的办法,但是,任何办法也都不能阻止高涨的不满浪潮。1925年7月,德鲁兹山发生了造反事件,很快就传遍大马士革及其邻近的城镇。象这样的连锁反应,一直没有停止,到1945年,最后一批法军终于被迫从叙利亚领土撤退了。那是在黎巴嫩独立之后两年的事情,黎巴嫩与法国托管者始终保持友谊关系,后来获得解放,成立了共和国。

伊拉克在更早些的时候,就开始采取反对英国托管的行动了。1920年在幼发拉底河下游各部族之间,以及在纳贾夫、卡尔巴拉等神圣城市里开始的造反活动,导致英国以间接统治代替了直接统治。1921年8月,侯赛因国王的次子费萨勒被立为伊拉克立宪政体的国王,在1920年3月8日到7月25日的期间,他曾占据过临时的叙利亚宝座。随后签订过几个条约,以1927年12月的条约为最重要,在这个条约里,英国承认伊拉克为独立国,并与伊拉克建立以二十五年为期的同盟关系。1930年6月的条约明确写道:英国放弃托管的权利,承认伊拉克的完全主权。这项成就的取得,应该归功于国王费萨勒一世的政治家才能,可是到了他的第二个继任者的时期,这个政权就不行了。1958年发生了军事政变,费萨勒二世(1939—1958年)和他的叔父(摄政王兼首相)一道被杀,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宣告成立。

在这个时候,阿拉伯人提出一种似是而非的议论,就是用右手抵抗欧洲的进攻,同时用左手接受和采用欧洲的观念和技术。从欧洲取得的各种新成就,都被利用来对欧洲人作战。从欧洲输入了无数的新观念,其中以民族主义和政治民主为最有力量,这是毫无疑义的。由于拥护民族主义,进而便要实现民族自决的原则,而这两者又导致了为摆脱外国统治而进行的斗争。西方的意识形态,强调世俗的和物质的价值,而且着重种族的畛域和地理的疆界,从西方传入的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同伊斯兰教最珍贵的各种传统是背道而驰的。还有,宗教上的普遍性的概念,政治上的神权政体和闭关自守的主权,也是与这种新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的。穆斯林们作为奋斗目标的理想,与其说是泛阿拉伯主义,不如说是泛伊斯兰主义。斗争是对外的,也是对内的。十九世纪晚期,埃及智力上的水土已变得适宜于新概念的生长了,这主要是由于开明的改革家穆罕默德·阿布笃(1849—1905年)的著作和演说所造成的影响,他曾升任埃及的穆夫替(mufti),即最高的宗教职位。穆罕默德·阿布笃是哲马鲁丁·阿富汗尼(1839—1897年)的大弟子,而阿富汗尼在着手推行伊斯兰教现代主义方面是第一个主要人物。阿富汗尼出生于阿富汗,曾侨居印度、麦加、君士坦丁堡等地,后来迁居埃及,在那里与埃及的政治运动相提携,那个运动就是以阿拉比的起义告结束的。穆罕默德·阿布笃以此次起义的共谋犯的罪名,被流放到叙利亚去。伊斯兰教的颓废情况,使他很担心。他非难毒害信仰的那些迷信和异端,在这方面,他追随了伊本·太伊米叶。他所开的处方是,宗教在智力上和政治上的复兴,应同在一个最高首领下政治上的统一互相结合。这个人曾在爱资哈尔大学学习和任教,又同哲马鲁丁·阿富汗尼一道在巴黎发行过阿拉伯语刊物,他主张,伊斯兰教与科学基本上没有什么矛盾。他对于《古兰经》的某些正文,作了合理的注释,并且承认伊斯兰教的经院哲学是不够的。哲马鲁丁鼓吹政治革命,穆罕默德·阿布笃却鼓吹宗教的觉醒,以引起宗教改革。自中世纪以来,伊斯兰教就被装在一个介壳里面,对于打破这个介壳,现代作家所作的贡献,任何人都比不上他们师徒二人。他们对于已经开始了的工作,谁都没有彻底完成,但是,他们的学生都是很有成绩的,如嘎西木·艾敏(1908年卒),是首先猛烈攻击多妻、休妻和戴面纱的;穆罕默德·赖世德·里达(1935年卒),出生于黎巴嫩北部的盖莱孟,1897年去到埃及,发行了穆罕默德·阿布笃的各种著作,编写了他的传记,并且在《光塔》(al-Manār)月刊里继续了他的传统。在民主政治的基础上改造阿拉伯人社会,并且使伊斯兰教与现代世界相调和,这仍然是同时代的穆斯林所面临的最伟大的任务。

谈论阿拉伯民族主义,首先要从一个广阔的基础出发,这就是,凡是讲阿拉伯话的人,都是一个民族。这个运动,开始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运动,带头人大半是叙利亚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信奉基督教的黎巴嫩人,他们先在贝鲁特美国大学受教育,随后到埃及去工作。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运动初出现的时候,是恢复对于阿拉伯语古典文学和伊斯兰教历史研究的兴趣。对于穆斯林帝国过去的光荣和阿拉伯人辉煌灿烂的文化成就的有所意识,这暗示着一种未来的可能性。政治的觉醒,是随智力的觉醒而到来的。政治上的消极为政治上的积极所替代;几百年以来,变更就成为这一次迫切的要求了。这个运动到处煽动反抗西方帝国主义。

这个新生的泛阿拉伯运动,不久就碰到各式各样的地方性问题了。在埃及,主要的障碍是英国的占领。反对英国的统治,引起了埃及人的兴趣,埃及的民族主义,即时诞生,与阿拉伯民族主义分道扬镳,并且发展了地方性的特点。“埃及是埃及人的埃及”,变成了这个新秩序的口号。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阿拉伯东方的更加分裂,阿拉伯民族主义遭到了进一步的分裂。叙利亚集中力量,反对法国托管者的征税。黎巴嫩,对法国托管者起初表示友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变得同样不满了。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反对英国托管政府及其附属物,即产生以色列的那种政治性的犹太复国主义,于是产生了地方性的民族感情。甚至连小小的外约旦,也发展了它作为一个国家的某些东西呢。它原来是英国人于1921年2月从南叙利亚分割出来,由艾米尔阿卜杜拉统治的一个新国家。费萨勒在叙利亚的王位被取消,他的哥哥阿卜杜拉表示愤慨,所以英国人才创立这个小国,一来是抚慰他,二来也是把他当做缓冲器,用以对付贝杜因人。这位艾米尔于1946年变成外约旦国王,1949年变成哈希姆约旦王国(al-Mamlakah al-Urdunīyah al-Hāshimīyah)的首脑。本世纪二十年代产生的一种强烈的伊拉克民族主义,大体上是反抗英帝国主义的产物。

民族主义对外国帝国主义作斗争,民主主义则对本国封建主义作斗争。自由在国外有敌人,在国内也有敌人。在整个阿拉伯东方,封建主义连同政治上的混乱,向来是占优势的社会特征。封建制度的中心是族长,他们凭借继承和地产的积累而掌握权力。被任命的封臣,比世袭的封臣还要多些,这个特权阶级,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叫做大封建主,他们承包赋税,甚至有执行刑法的权力。这些封臣发财致富,他们的职位也变成了世袭的。由于这种背景情况,要建立一种民主政府并使它起到作用,的确不是一个容易的任务。寻找一种新的政治结构的工作,仍未结束。无论从政治方面,社会方面或经济方面来说,整个阿拉伯东方仍然处于过渡状态之中。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把阿拉伯成分从奥斯曼帝国分割出来,使它们朝着完全国家或半国家的地位走去,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团结这些地区是有贡献的,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政治性的犹太复国主义是分不开的,不论在那里,阿拉伯人都把这种民族主义看成是一种入侵的运动。1945年3月在开罗签署的阿拉伯国家联盟公约,表达了共同的利害关系和高涨的休戚相关的心情。公约表示,在各会员国之间,一定要促进教育、贸易、交通等方面的合作关系。公约规定,任何会员国遭受侵略时进行协商,并且禁止用武力解决会员国之间的争端。联盟原来的会员国,包括埃及、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外约旦(现在的约旦)、沙特阿拉伯以及也门,后来又加上新独立的摩洛哥、突尼斯、利比亚、苏丹、科威特和阿尔及利亚。1961年,一次不流血的军事政变,打断了把叙利亚和埃及联系起来并组成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那条薄弱的、历时三年的链条。原来与联盟保持着松散关系的也门,不久就跟人学样,在1962年秋季搞了流行于近东的那些军事政变中的另一次政变,目的在于取消伊马木王国,而代之以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共和国。这类军事政变在叙利亚发生得最多,在截止至1966年2月的二十年间,共计就有十三次,有几次未获成功。这一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当中,黎巴嫩要算是最稳定的。

讲阿拉伯话的各国人民,是第三种一神教的创造者,是另外两种一神教的受益者,是与西方分享希腊—罗马文化传统的人民,是在整个中纪世时期高举开明火炬的人物,是对欧洲文艺复兴作出慷慨贡献的人们,他们在现代世界觉醒的、前进的各独立民族中间已经有了自己的位置。他们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有着无比的石油资源,他们对于人类的物质和精神进步,一定会作出重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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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fmch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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