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channel 世界那么大 阿拉伯世界-52

阿拉伯世界-52

第五十一章 埃及和阿拉伯人的新月

埃及在地理上是非洲的一部分,在历史上和文化上,历来是西亚的一部分。埃及同较大的叙利亚和伊拉克,构成一个阿拉伯人的集团,一方面,与北非集团不同,另一方面,也与阿拉比亚集团(半岛集团)不同。

素丹赛里木任命了一位奥斯曼的帕夏为埃及总督,并留下一支占领军,包括五千多名土耳其禁卫军,此外,他对于埃及的行政并没有作过什么根本的变革。他所选择的总督,是叛逆哈伊尔贝,阿勒颇的土耳其长官,他曾背叛自己的麦木鲁克主子。赛里木在开罗游览几天,就返回首都去了,他带回一个皮影戏,供太子素莱曼娱乐。埃及被划分为十二旗(sanjāq),仍归旧有的麦木鲁克管辖。每一个麦木鲁克贝的周围,都有一个小组,由奴隶战士组成,他们执行他的命令,维持他的权力。奴隶主要是从高加索输入的,麦木鲁克人就凭着他们使自己的家族保持生气。正如在以前的统治时代一样,麦木鲁克人征收赋税,招募兵员,但是,他们缴纳年贡,表示承认奥斯曼人的宗主权。

过了不久,从君士坦丁堡派来的奥斯曼帕夏,就不再对于地方政务实行真正的控制了。他不会说埃及的土语,不了解地方的情祝,这是根本的困难。这种帕夏在职的时期,无论如何是短暂的。在土耳其直接统治埃及的二百八十年间,就更换过一百多个帕夏。驻防军本来就有变成蛮横无理,不好驾驭的倾向,班底的频繁更换,就越加削弱了对于驻防军的控制。自十七世纪开始,兵变已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诸帕夏和诸贝之间的倾轧,已变成这个地区政治史上循环演出的节目,当诸贝之间的互相猜忌和争权夺利达到不可开交程度的时候,帕夏就坐收渔人之利。当君士坦丁堡的中央政权走下坡路的时候,它所任命的总督的威信,在整个帝国里每况愈下了。

在双重的控制之下,本国人民日益陷入艰难和贫穷的深渊。农民遭受帕夏和麦木鲁克残酷的剥削,处境十分悲惨,简直又回到了过去的年代。营私舞弊,贪赃枉法,极为盛行。动乱、饥荒、鼠疫等,使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在1619年的一次鼠疫中,据说死亡三十三万多人;在1643年的另一次鼠疫中,有二百三十个乡村变成一片荒凉。据同时代的编年史家易司哈基的记载,1619年鼠疫猖獗,开罗的商店大半关门,只有卖尸布的商店,白天黑夜都开门营业。在罗马的统治之下,埃及的人口曾达到过八百多万,在十八世纪末,下降到这个数字的三分之一。

1769年,阿里贝获得充足的力量,赶走了奥斯曼人的帕夏,宣布脱离“崇高的阙下”而独立。麦木鲁克人的势力,这时已高涨到了极点。阿里贝相传是高加索一个牧师的儿子,曾被土匪绑架去卖作奴隶。1769年,土耳其素丹对俄罗斯作战,命令阿里贝在埃及集结军队,他就利用这批军队去为自己征服阿拉比亚和叙利亚。他的副总督女婿艾卜勒·宰海卜于1770年7月,胜利地进入麦加城。麦加的舍利夫(sharīf),由一位争夺权利者所取代,他于是把“埃及素丹兼两海(地中海和红海)的统治者”

这个浮夸的头衔赠给阿里贝。舍利夫的职位(麦加的政府),常常是由先知的后裔充任的。阿里贝不仅僭称素丹,而且享有素丹的大权,包括货币的铸造和在公共祈祷中为他祝福。1771年,艾卜勒·宰海卜统率三万多人的军队,进攻叙利亚,占领了以大马士革为首的几座城市。因胜利而得意忘形,他背叛自己的主子,同土耳其政府举行秘密谈判,掉转军队去进攻埃及。阿里贝于1772年4月,逃到阿卡(阿克)去依附他的巴勒斯坦同盟者和老叛友扎希尔·欧麦尔。在那里,他接受了军需品和阿尔巴尼亚援军三千名,那是停泊在阿卡港的俄国军舰供给他的,于是就统率着这支援军,返回埃及,去收回他已丧失的王位。他在战场上负伤,不久死去(1773年),或者是因伤而死,或者是被人毒杀的。他从前的奴隶艾卜勒·宰海卜,从此挂上两个头衔:一个是地方首长(shaykh al-balad),是主要的麦木鲁克的头衔,另一个是帕夏,是“崇高的阙下”授予他的爵号。仅次于地方首长的最高的麦木鲁克人的官职,是朝觐长官(amīr al-hajj),这是主持一年一度的朝觐天房事务的官员。阿里贝的崛起,尽管是暂时的,但却揭露了奥斯曼帝国地位的脆弱性;艾卜勒·宰海卜的就职,就是承认麦木鲁克有变成奥斯曼总督的权利。

主要的几位麦木鲁克,为争夺埃及政权而兵连祸结,一直到拿破仑出现时才告结束。1798年7月,拿破仑·波拿巴这个奇怪的、强大的侵略者,好象从天而降,突然在亚历山大港登了陆。登陆后,他发表了阿拉伯语的布告,说明他公然自认的目的,首先是惩罚麦木鲁克们,指责他们不象他和他的法兰西同胞那样是善良的穆斯林;其次是把埃及的政权归还“崇高的阙下”。他的真实的意图,是要切断大不列颠帝国与东方的联系,而给它以致命的打击,从而达到取得世界霸权的目的。但是法兰西舰队毁于阿布基尔湾(1798年8月1日);不幸的远征,又在阿卡遭受挫折(1799年);法兰西海军再败于亚历山大港(1801年3月21日):这些事件挫败了拿破仑在东方的野心,并且迫使法军从埃及撤退。埃及在世界事务中历来只起一个配角的作用,只当做土耳其贡品的源泉和作战基地,以维持奥斯曼帝国对叙利亚和阿拉比亚的统治权,而现在,埃及突然被卷入国际政治的漩涡,成了进入印度和远东其余地区的入口。拿破仑的远征,把欧洲人的眼睛转移到有点被忘记的通向印度的陆路,从而引起了一连串的反应,把近东变成了欧洲玩弄种种阴谋手段的风暴的中心。

在有功于驱逐拿破仑出埃及的那支土耳其军队里,有一名青年军官,出生于马其顿,名叫穆罕默德·阿里。1805年,“崇高的阙下”任命他为帕夏,而他自称尼罗河谷的新主人,只在名义上从属于“崇高的阙下”。十九世纪前半期的埃及历史,实际上是这个人的历史。阿里王朝统治埃及,直至1952年,穆罕默德·阿里被称为埃及之父——至少是现代埃及之父——是当之无愧的。他所表现和发挥的首创力、活动力和想象力,是同时代任何穆斯林都比不上的。无论在和平时期或战争时期,他总是占优势的。他没收了全国地主所占有的土地,而变成了独占的地主;又创造对于主要农产品的垄断制,而变成了唯一的生产者和承包人。这是阿拉伯世界关于国有化的第一次尝试。他为实行自己的经济政策,而开凿河渠,奖励科学的农业,栽培从印度和苏丹引入的棉花(1821—1822年)。他自己是文盲,但是,他奖励学术,创立教育部和教育委员会,在国内创办第一所工科学校(1816年)和第一所医科学校。他主要从法国聘请了许多教授和医生。他邀请了几批外国专家——军事专家和教育专家——来训练本国的人民,并派遣几批留学生到欧洲去学习军事和教育。据文献的记载,在1813年和1849年(他去世的这一年)之间,曾有三百十一个埃及学生,被派往意大利、法兰西、英吉利、奥地利等国留学,由国家开支的经费共计二十七万三千三百六十埃镑。在巴黎有一所埃及留学生会馆。指定学习的科目,是陆军、海军、工程、医学、药学、艺术和工艺。从此以后,法语在埃及学校的课程中占有优越的地位;埃及的法国学校,即使在现在,也比其它任何外国学校更受学生们的欢迎。

法国陆军上校西维,改信伊斯兰教后改名素莱曼帕夏,曾改组埃及军队,使之现代化,并且参加了侵略叙利亚的战争。开罗有一条大街,用他的名字命名,以作纪念,他的子孙曾与阿里家族通婚。另一个法国人,一个造船工程师,建立了埃及的海军。第一次军事冒险,是1811年对瓦哈比派的阿拉比亚作战,这次战争,到1818年才告结束。第一支陆军,约一万人,由总督的十六岁的儿子都孙统率,在这支军队出发时,总督曾在开罗的城堡里举行欢送会,他邀请了许多体面的客人,其中当然有麦木鲁克人。喝过咖啡之后,麦木鲁克人由一条狭窄的走廊,向着大门陆续出来,他们当场被突然袭击,遭到屠杀。四百七十个麦木鲁克当中,只有很少几个逃脱。小山上的屠杀,是在全国肃清麦木鲁克人的一个信号。他们的财产,都被没收了。历时几乎六百年之久的埃及麦木鲁克人问题,就此永远解决了。

经过第二阶段一系列的战役,1820年,埃及的旗帜被带到了东部苏丹(努伯,al-Nūbah)。穆罕默德·阿里的继任者继续了这项征服工作,而且遗留下一个问题,埃及人和英国人为了这个问题彼此一直闹得不可开交。在第三次冒险中,埃及的陆军和海军,与“崇高的阙下”的武装力量合作,共同镇压希腊人为争取独立而进行的斗争。麦哈茂德二世(1808—1839年在位),庆祝了他的大胆的改革和对禁卫军团的剿灭,而成为统治的素丹。土耳其—埃及联合舰队,于1827年10月20日,在纳瓦里诺岛,被英、法、俄联合舰队所摧毁。七百八十二只兵船,只剩下二十九只漂在海上。“崇高的阙下”曾应许埃及总督,以叙利亚和摩里亚的政权为报酬来答谢他的支持,当这个诺言不获实践的时候,穆罕默德·阿里任命他的儿子和“装甲的胳膊”易卜拉欣,于1831年前去征服叙利亚。易卜拉欣曾统率1816年到1818年战胜瓦哈比派的战役,也曾指挥过对希腊人的失败的战役。这实在是穆罕默德·阿里在位时代最后的和最重大的军事冒险事业。在占领叙利亚十年之后,当快要对整个奥斯曼帝国作最后一击的时候,穆罕默德·阿里在欧洲列国的命令之下,把他的军队撤回埃及本土。那些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决定让奥斯曼帝国保持原样。它们认为,一个年轻而且强盛的国家的兴起,一定会危害它们在东方的势力和交通线。1841年2月13日,奥斯曼帝国素丹下诏,规定埃及帕夏的职位由穆罕默德·阿里的家族世袭,并以苏丹的统治权授予他。一个埃及—亚细亚帝国的梦想,从此宣告了可耻的结束。

1516年,赛里木征服了叙利亚,对于那个地区的行政和人口,都没有造成重大的内部变化。行政区划采用了一个新名称,叫做省(walāyah)。大马士革省扩大了,增加了耶路撒冷、萨法德和加宰(加沙),受加萨里管辖,这个叛逆的省长,象哈伊尔贝一样,曾在达比格的决定性的战役中叛卖了他的麦木鲁克主子奥里。加萨里就这样变成了叙利亚实际的总督。他并不以此为满足,1520年,赛里木一世去世,他以“最贵之王”为号,自称独立的君主,用自己的名义铸造货币,并且劝诱他的难兄难弟,阿勒颇的哈伊尔贝也照这样做。但是,素莱曼迅速行动。他的禁卫军破坏了叙利亚首都及其郊区的大部分地区,而且叫老百姓也遭受惩罚,这使人回想起帖木儿的日子,一提到禁卫军,人们就联想起恐怖来,而这种恐怖一直留在叙利亚人的脑海里。

土耳其的帕夏,现在一个跟一个地迅速更换,在起头的一百八十年内(1517—1697),大马士革省的帕夏更换了一百三十三人,比埃及的情况还要糟糕。在三年之内,阿勒颇看到九个面孔不同的省长(wāli)。这些官吏中的大多数人,实际上是用金钱买到自己的官职的,他们把做官看成是发财致富和取得荣誉的手段。“崇高的阙下”,甚至对于钦差大臣,也往往管束不严。老百姓是赖亚(rayah),即被人放牧的羊群,是供人剪毛和挤奶的。作为赖亚,他们被分成若干教派(millets),这就把叙利亚人变成一些沉默寡言的小民族。甚至在叙利亚居留的欧洲人,也被当做教派来对待,服从本教教长的法律,还享受治外法权所授予的其它特权。威尼斯人是首先获得治外法权的。1521年,素莱曼同他们签订了一项条约,共计三十章。过了十四年,法国人接受了他们的治外法权,英国人于1580年接受了同样的特权。素丹中有三位大胆的改良家:赛里木三世(1789—1807年在位)、麦哈茂德二世(1808—1839年在位)、阿卜杜勒·麦吉德一世(1839—1861年在位),他们曾为改良老百姓的状况而进行过并非有力的尝试,而实际效果等于零。改良条例(tanzīmāt)的目的,是消除赖亚为之而痛苦的无资格状况,取消赋税承包制,保障全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尊严(全国人民,不分宗教和种族,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这是已经公布了的),对于这些条例,并没有做过有效的补充。青年土耳其党1908年的改良,也同样是无效的。

叙利亚经济的不断衰落,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奥斯曼人的瞎搞。1498年发现从欧洲绕好望角而至印度的海道之后,国际商业的道路就从阿拉伯东方转变方向,葡萄牙人便代替了阿拉比亚人和叙利亚人作为经纪人的地位。阿拉伯人的国家,在商业上就成了旁道。1492年发现了新世界,世界事务的重心,向西转移,地中海被遗弃了,到这时地中海是名副其实的中间海了。过了三百五十多年,地中海才恢复了它作为国际商业大道的地位——因为穆罕默德·阿里的一位继任者易司马仪在1869年开凿了苏伊士运河。在十八世纪人口稀少的巴勒斯坦,从哈只们征收的费用,构成了收入的主要项目。阿勒颇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平原地区,原来很肥沃,而且获得充分的灌溉,但是,到十八世纪中叶,已变成沙漠了。十八世纪末,叙利亚的人口,大约下降到一百五十万人,其中约有二十万人居住在巴勒斯坦。在十九世纪初期,耶路撒冷的人口,约计一万二千人;在十九世纪中期,大马士革的人口是十五万,贝鲁特的是一万五千,阿勒颇的是七万七千。

在奥斯曼人统治的第一个世纪里,叙利亚商人发展了陆路的商业,阿勒颇变成连接伊拉克,最后连接波斯和印度的商业道路的终点。阿勒颇逐渐有了几个欧洲侨民的居住区,其中最早的是威尼斯人的居住区。根据1535年素莱曼应许佛兰西斯一世条件,同时也根据1740年麦哈茂德一世和路易十五世签订的条约,法国人居住区把所有访问奥斯曼帝国的基督教徒,都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法国人的住宅(工厂),不久就遍布于叙利亚其它城镇。英国商人跟着法国人也到了叙利亚。他们统统都企图满足西方人对于东方奢侈品和生产品的需要,这种需要是在十字军战役时期发展起来的。在穆斯林看来,所有的外国人都是低级民族,他们在早期必须穿本地服装,这样才能减少遭受人身侮辱或伤害的机会。紧跟在欧洲商人后面的,就是欧洲的传教士、教师、旅行家、冒险家等。基督教的传教活动,主要是耶稣会(Jesuit)、加普新会(Capu-chin)、拉扎尔会(Lazarist)的活动,结果是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建立了希腊各教会,这些教会分两类:叙利亚教会(在仪式中使用叙利亚语)和希腊教会(在仪式中使用希腊语)。黎巴嫩的君主法赫鲁丁·麦耳尼二世(1590—1635年)所建立的开明的、自由主义的政体,为西方文化的影响敞开了大门。

这位封建君主与他的祖父法赫鲁丁(1544年卒)同名,当土耳其人和麦木鲁克人为争夺叙利亚的霸权,而在达比格爆发战争的时候,他祖父劝告自己的人民坐山观虎斗,等到胜负已决,再跳到胜利的一方去。当赛里木胜利地显现出来的时候,法赫鲁丁率领着他的伙伴们——黎巴嫩的首领们,出现在这位胜利者的面前,跪下吻地面,而且作了一篇十分热情洋溢的演说,以致素丹批准他和他的同僚们及酋长们保持原有的封地,让他们继续享有在前政权下所享的地方自治权,并向他们征收较轻的年贡。土耳其人开头就体会到,黎巴嫩有德鲁兹教派和马龙教派的那些吃苦耐劳的山里人,是有资格享受与叙利亚不同的待遇的。大马士革的土耳其省长,很好地担任了“崇高的阙下”和黎巴嫩封建主之间的联络官,那些封建主对于内部事务是独立自主的,他们把封地传给自己的子孙,横征暴敛,不为素丹服兵役。

在法赫鲁丁二世的统治下,由原来的一个阿拉伯部族发展起来的麦耳尼家族的势力,达到了最高峰。在奥斯曼的黎巴嫩——即使不是整个叙利亚——的历史上,他是精力最充沛、最引人注意的形象。这个侏儒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如果“鸡蛋从他的腰包掉出来,也是不会打破的”。他胸怀三个大志:一是建立一个更大的黎巴嫩,二是割断黎巴嫩与“崇高的阙下”的一切关系,三是使黎巴嫩走上进步的道路,而他几乎实现了他的梦想呢。他从“崇高的阙下”接受了贝鲁特和西顿两省,从他的北方邻人的手里抢夺了的黎波里、巴勒贝克、比嘎耳,从他的南方邻人接受了萨法德、太巴列和拿撒勒的归顺。于是他开始展望海外。1608年,他与托斯卡纳的梅迪奇大公菲迪南德签订了一个条约,这个条约包括一个秘密的军事条款,明白地指出是反对“崇高的阙下”的。从大马士革开来的一支土耳其军队,成功地把他驱逐出境,他不得不带着自己的眷属和随员们,在他的意大利同盟者的首府佛罗伦萨寻找避难所。他在欧洲侨居五年(1613—1618年)后,返回他的世袭的领地,更加决心要使之扩大,而且实行现代化。1624年,“崇高的阙下”承认他是阿拉比斯坦(‘Arubistān)的领主,他的边界从阿勒颇到埃及的边界。他从意大利聘请了许多建筑师、工程师和农业专家,并且在农民中奖励改良的耕作方法。把比嘎耳区沼泽地带的水排尽,这是他的计划之一。此外,他还欢迎许多基督教传教士的到来,主要是法国天主教的传教士,他们在贝鲁特、西顿、的黎波里、阿勒颇、大马士革,甚至在黎巴嫩的乡村里,建立了许多中心。法赫鲁丁在奥斯曼当局面前承认伊斯兰教,在他的人民面前承认德鲁兹教派,而他对于基督教又深感兴趣,以致有人说他曾受过洗礼。在他的小王国里,德鲁兹教派和基督教徒和睦共处。由于他对基督教表示同情,再一次使“崇高的阙下”的猜疑的眼睛转向于他。从大马士革派出的一支军队,再一次向他进军。在稍作抵抗之后,他逃避到查精附近的一个山洞里去,1635年2月被发现,被套上锁链押送到君士坦丁堡。在那里,他和陪伴着他的儿子们一同被处斩,他的尸体被扔在一座清真寺的前面,示众三天。他所重视并为之而努力的事业,即求得一个独立的、更大的黎巴嫩,由另外的一位封建君主伯什尔·什哈比(1788—1840年)继承下来,但是,直到1943年,这个事业才算完全实现了。1697年继承麦耳尼家族的什哈比家族,把他们的世系追溯到一个最高贵的阿拉伯部族,古莱氏部族。黎巴嫩王室的缔造者,是麦耳尼家族最后的统治者的女婿。

叙利亚的本地官吏,在十八世纪以前,还没有发迹。这些官吏当中,首先发迹的是易司马仪帕夏·阿兹木,他是大马士革人,1724年被任命为本省的省长。比易司马仪更卓越的,是他的儿子和继任者,他在哈马和大马士革的公馆,现在仍然排列在那两座城市里可以游览的地方。阿兹木家的其他成员,曾被任命为西顿和的黎波里的官吏,但是,和黎巴嫩的那些封建主不同的是,他们虽遭受那些地区的虐待,仍效忠于“崇高的阙下”。易司马仪是死前下狱的,艾斯耳德是1757年,由君士坦丁堡下令,在澡堂里被暗杀了的。

在整个十八世纪期间,奥斯曼帝国的权力、尊严、威信,迅速衰落,追求独立或获得独立的头领的数字却逐渐增加。象黎巴嫩和埃及一样,巴勒斯坦是这种人物活动的舞台,他们当中最出色的,是舍赫扎希尔·欧麦尔,他是一个游牧人,父亲为萨法德区的酋长。年轻的扎希尔于1737年初登政治舞台的时候,就把太巴列算入他的酋长国。其他城市有些顺从了他,1750年,这个强夺者就把他的公馆建立在阿克。在十字军战役中部分被毁的这座城市,变成了设防城市,而且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这位新主人,用严刑峻法来统治这座城市。他扑灭了抢劫之风和违法乱纪的现象,励奖小麦的栽培,提倡发展丝织工业和棉纺工业,并且宽大地对待信奉基督教的人民。给他作传的人说:“甚至连手持黄金的妇女,也能到处游历,不怕遭遇危害。”

扎希尔在自己独裁的位子上,感到平安无事了,便与埃及的阿里贝缔结盟约。当时俄国正在卷入与土耳其苦战的漩涡,俄国的战船在东地中海里演习,他在取得俄国合作的情况下,于1772年占领了在黎巴嫩脚边的西顿。三年之后,黎巴嫩的封建主什哈比,与大马士革省长同盟,并且率领从君士坦丁堡派来的一个分遣队,进攻扎希尔的首都。在围攻之际,扎希尔被一个受人收买的手下人暗杀了。在企图保卫西顿的那支叙利亚军队里,有一个小军官,名叫艾哈迈德·查萨尔,他继承了扎希尔的职位,而且扮演了戏剧性更强的角色。

后来改名艾哈迈德的这个男孩,原来是波斯尼亚的基督教徒,他犯了强奸罪,逃到君士坦丁堡,把自己卖给一个犹太教的奴隶贩子,被运到开罗,卖给了阿里贝。作为刽子手,他为主子立了大功,因而有了查萨尔(意为屠夫)的绰号。查萨尔从埃及逃到叙利亚,在西顿对扎希尔作战中立了功,被任命为西顿的长官。他逐渐扩张自己的权力,向北侵入黎巴嫩,向南侵入巴勒斯坦,在那里继承了扎希尔在阿克的职位。他建立了两支卫队,一支是由波斯尼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组成的骑兵军团,一支是由马格里布人组成的步兵军团。他想尽办法来加强这个城市的工事,并且在港口里组织了一支小型舰队。1780年,“崇高的阙下”作为权宜之计,把大马士革省长的职位赏赐他,使他真正成为叙利亚的总督和黎巴嫩的公断人。名义上他虽然承认“崇高的阙下”的权利,但是他却肆无忌惮地把素丹赛里木三世的钦差大臣处死了。正是这位艾哈迈德帕夏,在史密斯爵士所指挥的舰队的协助下,成功地反抗并打退拿破仑对阿克的猛攻。查萨尔这个强夺者和独裁者,在对付敌人和嫌疑犯的时候,是残忍的。他始终保持屠夫的声誉。据一位本国的编年史家的著录,查萨尔有妻妾三十七人,她们当中有几个有不贞洁的嫌疑,他曾命令太监们把她们投入熊熊的火葬堆。在全国各地,他的姓名仍然是恐怖和残忍的同义词。1804年,他的未因失败和挫折而受到损害的一生,在疾病中自然告终了,这真是一种稀罕的现象。

在查萨尔的时代,黎巴嫩的统治者是艾米尔伯什尔二世(1788—1840年),在拿破仑入侵的时候,他未能驰援阿克的统治者,因此,引起查萨尔的冷遇。伯什尔当时不能不乘一只英国船,退到塞浦路斯岛。他使比嘎耳隶属于黎巴嫩,因而卷入与大马士革和的黎波里的省长们的争论的旋涡,于是在1821年逃到埃及。在埃及期间,他与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交上朋友。1831年,易卜拉欣率领埃及军队入侵叙利亚,他们发现伯什尔和他的部下是现成的同盟者。易卜拉欣在占领雅法和耶路撒冷之后,围攻阿克,黎巴嫩人便帮助他猛扑这座城市。大马士革投降的时候,德鲁兹人站在城墙的前面。打垮了驻防于希姆斯的土耳其军队,通往小亚细亚的道路就敞开了。陶鲁斯山隘有几处必须放宽,埃及的炮队才能通过。由于1832年科尼亚的胜利,通往君士坦丁堡的道路就畅通了。埃及的帐棚,搭在屈塔希亚,几乎在博斯普鲁斯的视野之内。这惊动了俄国。法国向来是鼓励穆罕默德·阿里向外扩张的。法国和美国由于猜忌俄国,为了素丹的利益而被迫行动。埃及的野心,就这样终归失败了。

起初,易卜拉欣讨好叙利亚人民,特别是他们当中的基督教徒,为此而建立了安全和公道,推行了社会改良。后来,在大马士革那样的城市里,没有一个基督教徒,能骑着马或戴着白的、红的或绿的头巾,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没有一个基督教徒,能在政府机关里担任责任重大的官职。所有这些无资格的人,现在都被撤职了。但是,随后易卜拉欣遵照他父亲的指令,把原来的赋税提高两倍多,对于丝绸和其他土产,建立了国家垄断(这是依照埃及的先例的),更坏的是,还坚持解除人民的武装,并实行征兵制。征兵制在叙利亚人,特别是黎巴嫩人看来,是最侮辱人的制度。1834年在巴勒斯坦开始的起义,蔓延到叙利亚全境。1840年6月8日,黎巴嫩的起义者发表宣言,列举埋怨的各种原因,就把解除武装和征兵制度放在首要地位。在那个时候,由于黎巴嫩封建地主与穆罕默德·阿里之间的友谊,黎巴嫩曾获得特殊的待遇。穆罕默德·阿里希望从黎巴嫩的森林里获得重建他的海军船只的木料,他的海军在纳瓦里诺岛几乎全军覆没了。当年埃及人在盖尔那伊勒开采煤矿,在麦特尼县的麦尔哲巴开采铁矿的痕迹,仍然是引人注目的。素丹麦哈茂德想要扑灭这些起义,竟于1839年又大胆派出一支军队到叙利亚去,结果在尼济普(在叙利亚北部)遭到惨败,使帝国再一次跪在它的封臣的脚下。但是,列强再次干涉,于1840年11月22日,强迫穆罕默德·阿里从叙利亚撤退。易卜拉欣于12月29日从大马士革动身,取道加宰回国。伯什尔由一只英国船送到马耳他岛。具有国际意义的叙利亚—埃及插话,结果是加强了英国在东方的利益,而牺牲了法国的利益。

奥斯曼当局现在相信,要使黎巴嫩归他们直接控制,唯一的办法是在马龙派和德鲁兹派之间煽动斗争,在伯什尔统治之下,正如在法赫鲁丁的统治之下一样,在这两个教派当中,总的准线是遵循党派的路线,而不是宗派的路线;黎巴嫩间歇的国内战争,直到现在,都是封建性的战争,不是宗教性的战争。土耳其人对于古罗马的格言,《分而治之》的应用,并非新手。为了控制各省,现在正是他们开始执行中央集权政策的时候。在基督教徒和德鲁兹派教徒中间的人民大众,特别是基督教徒中的群众,内心惶惶,对于封建贵族政治心怀不满。北方的黎巴嫩农民,受牧师们的怂恿,于1858年举行暴动,反对地方的封建主,还计划在农民之间平分他们的大量财产。伯什尔是黎巴嫩历史上最坚强的统治者,他曾保持高标准的社会治安和公道,修筑新道路,奖励吸收西方的文化教育影响,但是,他的同名者和继任者,却是另一种素质。

在德鲁兹派教徒和马龙派教徒之间,因土耳其政府的挑拨离间而发生了许多内部的骚动,这些骚动,开始于1841年,以1860年的大屠杀为结束。1860年这一年在这个国家的编年史上永远是不光彩的。阿卜杜勒·麦吉德一世,是当时的哈里发。在这次大屠杀里,大约有一万一千个基督教徒(大半是马龙派教徒),死于动乱,有一百五十个乡村,曾被焚毁。黎巴嫩的农民,仍然以这个动乱年(sanat al-harakah)为他们历史上地方事件的纪元。这次屠杀,曾引起欧洲人的干涉和法国军队对黎巴嫩的占领。1861年,这个山区接到一个法令(三年后曾经修订),准许享受在一个信基督教的总督(mutasarrif)统治下的民族自治,总督每五年改任一次,由素丹任命,由各签字国批准。历任的总督,都是天主教徒。新的黎巴嫩山总督辖区,没有土耳其驻军,不向君士坦丁堡缴纳年贡,辖区的公民不服兵役。第一任总督达五德帕夏(1861—1868年),出生在阿贝的一所小学校旁,那所学校创建于1862年,是作为德鲁兹教派的学校,由宗教基金维持的。

黎巴嫩在总督和民选的政务委员会的领导下,繁荣起来,那是邻近的任何一省都比不上的;黎巴嫩被认为是土耳其各省实行民族自治的“最有用的范例”。黎巴嫩的治安,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标准,都进步到奥斯曼帝国任何一省望尘莫及的程度”。黎巴嫩人口的增加,找到了一个出口,即迁移到埃及、美洲和澳洲,在那些地方,黎巴嫩移民的子孙,仍然是兴旺的。黎巴嫩的民族自治,继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才被土耳其人摧毁了。被吸引到自治的黎巴嫩来的西方教师、传教士、医生和商人,数量比近东任何地方都要多。黎巴嫩的人口,大半是基督教徒,因此,更能接受欧美的观念和习惯。比较伯什尔和法赫鲁丁的时代,黎巴嫩更加变成了窗口,阿拉伯人的四方院子,通过这个窗口,向西窥视外面的世界了。

奥斯曼人在1534年开始于幼发拉底河谷的景况,是与尼罗河谷的景况不相上下的。土耳其的帕夏、本国的封建地主、麦木鲁克人,争权夺利,同时人民群众遭受贪赃枉法、扰攘不宁的灾害。在这里也同在别处一样,在帝国的强盛时期逝去之后,到十六世纪末,省长的权力开始动摇起来了。历史的话题集中到巴格达的各种人物和阴谋上面,巴格达是全国被分成的三个省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其余的两个是巴士拉和毛绥勒(摩苏尔)。这个国家具有汉谟拉比和尼布甲尼萨统治下的古代声望,还具有哈伦和麦蒙统治下的中世纪的光华,而在奥斯曼人的统治下,黯然失色,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

十叶派分子,在伊拉克人口中占优势;与君士坦丁堡总部之间的交通有困难;与十叶派的波斯很接近;城市和各部族之间有裂痕:所有这些都是伊拉克形势的明显的特点。现在,就象拜占廷时代那样,君士坦丁堡和波斯仍在争夺这个国家的霸权。十叶派认为,最神圣的陵庙都在伊拉克,如卡尔巴拉的侯赛因陵庙、纳贾夫的阿里陵庙、卡齐迈因的第七位和第九位伊马木的陵庙,因此,伊拉克是十叶派的根据地,十叶派的皈依者都把逊尼派的哈里发和奥斯曼的素丹看作是篡夺者。同时,他们把波斯人认作朋友和同盟者。十叶派的因缘,构成了伊拉克和波斯之间最坚强的纽带。在整个十六世纪期间,土耳其和波斯一直处于敌对的形势之下,这种敌对即使不是进攻性的,也是防守性的。1508年,沙易司马仪占领了巴格达,而且固守到赛里木胜利之后。1623年11月,沙阿拔斯借助一个禁卫军叛逆的告密,又重新占领了巴格达。在十五年的期间,伊拉克一直是萨法王国的一个省。除赋税外,土耳其的兴趣主要在于利用这个国家为基地,去反对阿拉伯半岛的东岸,但是,土耳其从未能固守东岸地区。土波战争,妨害了伊拉克的经济,妨碍了对于十叶派各陵庙的朝拜——那是国家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十七世纪早期,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建立,使伊拉克处在东方和西方之间陆路交通的一个战略地位上。十七世纪末,英国人在波斯湾战胜了葡萄牙和荷兰竞争者,夺得了海上贸易的霸权。在伊拉克的土地上发现石油,这件事加强了这个国家在战略上的重要性。1925年,伊拉克石油公司取得了石油开采权,以七十五年为期。

贝杜因人,不守纪律,无法无天,到处劫掠,长期以来一直成为纷扰的原因。土耳其首都和伊拉克省会之间的交通线,任凭由来自沙漠的流浪者和山区的部族去支配。约在十八世纪中叶,幼发拉底河下游的几个贝杜因部族,结成联盟(al-Muntafiq),他们把循环性的头痛,不但带给了巴格达的帕夏们,而且带给了地方上的麦木鲁克和城市居民。

麦木鲁克的政府是自治的领地,不是总督的管区,他们大都是入口的塞加西亚的奴隶,他们当中的素莱曼阿哥(SulaymunAghā,后来升级为帕夏)艾卜·莱伊拉是1747年首先得势的。最后的麦木鲁克是达五德(1830年卒),他是很开明的,曾在巴格达创办几所学校。伊拉克曾被一个麦木鲁克的寡头政治所掌握,达八十多年之久。在克里米亚战争后(1853—1856年),君士坦丁堡更坚决地努力维护其政权,并在巴格达派驻一支强大的军队。1869年,它派出一位最进步而且最宽大的政治家米德哈特帕夏,来做伊拉克的总督。米德哈特企图遏止无法无天的现象,使游牧人定居下来,耕种田地。他还试着改良灌溉,并且采用土地注册制。这位土耳其官吏是这样的廉洁,据说他曾变卖了自己的怀表,用来作为返回君士坦丁堡的旅费。他任职的短时期,就象一张黑色画片上唯一光明的小点一样,特别显得突出。他写下了土耳其的第一部宪法,因而博得更多的荣誉。那部宪法,在1877年由阿卜杜勒·哈米德废除了。

阿拉伯半岛自成一个集团,与北非集团和埃及、叙利亚、伊拉克集团,是不相同的。作为伊斯兰教的摇篮,阿拉比亚的周围有一道园光,在全世界穆斯林的心目中,保持着一个独特的地位。神圣的联想,地理上的孤立,不发达的交通等等,使这个大半岛仍然具有中世纪的面貌。希贾兹和也门,与西方的观念和影响之间,存在着特别的绝缘体,所以这两个地区成为近东最独立自足的部分。

也门虽然没有成为先知活动范围的主要地区,但是,它与希贾兹同样是独立自足的,如果不是更独立自足的话。也门的人民是宰德的追随者,他是侯赛因的曾孙,约在740年反抗伍麦叶人的起义中被杀害了。宰德教派虽然是十叶派的支派,却不强调十叶派的教义,他们几乎是逊尼派。他们当中有一个名叫嘎西木的,曾于1633年成功地赶走了土耳其省长,而建立了伊马木国家,这个国家几经盛衰,继续到1871年。但是,从1849年开始,这个国家又变成土耳其的一个省,直到1904年为止。这一年伊马木叶哈雅兴起了。他在1905年占领了萨那,后来定都于此,但是,在1911年之前,“崇高的阙下”并不承认这个国家的区域自治。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土耳其人实际上才从这个国家完全撤退了。1948年2月,叶哈雅成为一次宫廷阴谋的牺牲者。不太久以前,有一个访问者,他是大马士革的穆斯林,还由伊马木的警卫员陪着,去访问马里卜水坝的遗址,但几乎遭到当地居民的攻击,唯一的原因是他仿佛是一个陌生的外国人。美国籍的黎巴嫩作家艾敏·里哈尼,曾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初访问也门,在他和也门的教义学家见面时,他们立刻拿出黑眼镜来戴上,以免被一个基督教徒的眼光所玷污。

1960年以前,半岛上有两个独立国家:沙特阿拉伯王国和也门王国,此外,就是亚丁殖民地、亚丁保护国、马斯喀特素丹国和阿曼、休战的各酋长国、卡塔尔和巴林自治酋长国,所有这些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大不列颠的附庸,受它保护。另一个波斯湾的酋长国科威特,经英国人宣布,于1914年获得自治,1961年成为独立的酋长国。这个盛产石油的国家,按人口计算,在全世界大概是收入最多的。阿曼和阿拉比亚的东南海岸,早期是葡萄牙的势力范围,晚期是英国的势力范围,它不象希贾兹、纳季德、也门那样曾受到土耳其的控制。在将近一个半世纪的时期里,这个地区的素丹国,以马斯喀特为首府,名义上是独立国家,实际上与英国政府保持密切的联系,1939年签订的一个条约,又加强了这些联系。从卡塔尔半岛东南端,向东南延伸三百六十英里,这一段波斯湾海岸,从前以海盗海岸著称,是属于休战的各酋长国的。这些酋长,在一个时期内,曾经同东印度公司为敌,1820年与英国政府缔结了一个总条约,规定维持和平,放弃海盗行为和奴隶贸易。卡塔尔同英国政府的关系,和南面的酋长国同英国的关系是一样的,并且由1916年签订的条约加以校正。巴林的情形,实际上也是同样的。这个岛上有举世闻名但日渐衰落的采珠业,1932年又增加了更有利的石油工业。

1968年,英国政府宣布,计划在三年之内把所有的军队撤出波斯湾。跟着,巴林、卡塔尔以及七个休战的国家的代表集会,开始商谈关于建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问题。

亚丁(阿登)保护国,从亚丁殖民地向东延伸,包括拉赫杰、哈达拉毛、马哈拉和索科特拉岛。十八世纪中叶以前,这个地区一直由萨那的伊马木管辖。亚丁,这个海港要塞和首都,远在1839年,已加入英帝国的领土了。1967年,整个地区宣告独立,成立南也门共和国。

十八世纪中叶,唯一神教徒(Muwahhidūn)兴起以后,阿拉比亚的现代史才开始。这个运动是一个严格的复兴运动,创始者是纳季德的欧雅叶奈人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卜(1792年卒)。他曾游历希贾兹、伊拉克、叙利亚等地,返回故乡的时候,所得的观感是,同时代的人所奉行的伊斯兰教,已远远地背离了先知和《古兰经》所规定的正统派的实践和理论,因此他决心要清除一切异端,使伊斯兰教恢复其原始的严格性。他的灵感,显然是得自伊本·太伊米叶所解释的伊本·罕百勒的著作。这位革新的学者,与穆罕默德·伊本·素欧德(1765年卒)缔结了盟约,并且把女儿许配给他,他当时是中阿拉比亚的一个小头领。这是宗教和宝剑相婚配的另一个例子,结果是这个教派和伊本·素欧德的政权在阿拉比亚中部和南部得到迅速传布。伊本·阿卜杜勒·瓦哈卜的追随者,被他们的反对者叫做瓦哈比教派。由于他们热切希望使伊斯兰教摆脱圣徒崇拜和其他异端(bid‘ah),他们于1801年劫掠了克尔贝拉,于1803年攻下了麦加,于1804年克服了麦地那,把受人尊敬的那些坟墓都摧毁了,并且使这些城市摆脱了含有多神教味道的东西。1805年,他们进攻叙利亚和伊拉克,并且把他们的领土从巴尔米拉扩张到阿曼,这是从先知的时代以来,这个半岛上最大的版图。据他们的解释,他们的成功,是真主不喜欢赛里木三世的异端的一个标志。“崇高的阙下”张皇失措,请求穆罕默德·阿里指挥一系列的战役,1818年终于摧毁瓦哈比派的势力,并且把他们的首都迪里叶夷为平地。但是,瓦哈比派的教义继续传布,从东方的苏门答腊到西方的尼日利亚,都能感觉到他们的影响。

除1833年开始的一个短时期的恢复外,这个运动处在一种晦暗的状态中,后来由阿卜杜勒·阿齐兹·伊本·素欧德又恢复过来,他是瓦哈比国家和瓦哈比朝代现代的首领。起初,阿卜杜勒·阿齐兹是侨居在科威特的一个亡命者,他在二十世纪的最初二十五年中为自己开拓了一个王国,这个王国的牺牲品,是哈伊勒的伊本·赖世德家族和麦加的舍利夫侯赛因家族。这个王国从波斯湾连绵到红海。1916年,由于英国人的怂恿,侯赛因宣布自己是“阿拉伯人之王”,1924年又僭称“穆斯林们的哈里发”。1921年,阿卜杜勒·阿齐兹结束了赖世德家族,1924年占领了麦加,1925年占领了麦地那,1932年创建了沙特阿拉伯王国,自己做了国王。他宣布部族的劫掠为非法,限制运送朝觐者的收费,建立起高标准的治安,把广播、无线电报、电话、汽车等引入某些地区。他还企图使他的游牧人民易赫旺(Ikhwān,同胞)在农民居住区定居下来,但是,没有很大的成效。1933年,阿美石油公司初次取得石油开采权,这个公司已成为政府和人民最大的财源,收入比朝觐圣地者所缴纳的用费大得多。这个公司仍然在不断地对于阿拉比亚的现代化作出贡献。

在奥斯曼人统治之下,在阿拉伯各国盛行的那种政治情况以及伴随的社会和经济情况之下,不能希望看到有什么高等的智力工作。但是,弊病却是根深柢固的。在土耳其人来临之前好几个世纪,伊斯兰教创造的火花早已熄灭了。十三世纪开始的经院神学的全胜,在精神领域中正统派和神秘派的占据优势,科学精神的衰退,不加批判地尊崇古人之风的盛行,以及墨守成规等,这一切都不利于学术研究和学术创作。束缚阿拉伯人智力的这些桎梏,直到十九世纪早期在西方的影响之下,才开始逐渐解除。

这个时代的作家,大体上是注释家、编纂家、节本的作家。文学的形式主义和智力的严肃性,标志了他们的著作的特征。哈只·赫勒法(1658年卒)的名字,在用阿拉伯语写作的土耳其人当中是卓绝的。土耳其人把他叫做年轻的书记(Kātib Chelebi)的这个君士坦丁堡人,开始,是在巴格达和大马士革采取军事行动的军队里担任一名军事文牍。他所著的《书名释疑》(Kashf al-zunūn‘anal-Asāmi wa-al-Funūn)是用阿拉伯语写成的最伟大的、最有价值的传记式和百科全书式的专论。

埃及的文学活动,可以阿卜杜勒·瓦哈卜·舍耳拉尼(1565年卒)为代表,他是一个神秘派学者,他的许多著作,不但含有苏非主义,而且含有《古兰经》学和语言学。舍耳拉尼曾与众天神和众先知谈话,并且受到保守派教义学家的审问,他还遗留下大量的著作,其中有几种虽然缺乏创见,但很普及。他在《大等级》(al-Taba-qāt al-Kubra)里概述了最驰名的苏非派人的传记。埃及是一位著名的辞典编辑者的学术活动的场所,这位学者名叫赛义德·穆尔台达·宰比迪,他于1732年出生于印度西北。宰比迪在领取政府年金的期间,在开罗写成大部头的辞典《新娘的花冠》(Tājal-‘Arūs),这是菲鲁兹阿巴迪的不朽的著作《辞洋》(al-Qāmūsal-Muhīt)的注释。他还给安萨里的《圣学复苏》作了一部巨大的注释。宰比迪死于1791年的那次鼠疫流行。我编写本章的时候,使用了许多埃及编年史家的著作,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阿卜杜勒·赖哈曼·伊本·哈桑·哲伯尔帖(1822年卒),他的祖先从阿比西尼亚的哲伯尔特迁移到开罗来。哲伯尔帖在爱资哈尔主讲过天文学,曾被拿破仑任命为国务会议(dīwān)的成员,法国侵略者是希望借他的声望来统治埃及。这位史学家在自己的著作里批评过穆罕默德·阿里,因而据说,他在回家的途中,被穆罕默德·阿里暗杀了,但这种说法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他的著作《传记和传闻的奇观》(‘Ajā’ib al-thār fi al-Tarājim w-al-Akhbār),一部分是编年史,一部分是死亡表。

本章所援引的编年史,有三部是黎巴嫩人的著作,他们都是马龙派的。伊斯帖方·杜韦希(1704年卒),曾受教育于罗马僧侣学校,那所学校是教皇格里戈里十三世在1584年为训练马龙派学生做牧师而创办的。杜韦希在他的教会里升到最高的教长职位。艾米尔哈伊达尔(1835年卒)是什哈卜贵族的成员,黎巴嫩的许多封建统治者都是出身于这个家族。唐努斯·什德雅格(1859年卒)出生于贝鲁特附近,曾在几位什哈比封建主时代任法官。但是,当代最卓越的马龙派学者(事实上是黎巴嫩学者),无疑是优素福·赛木安·赛木阿尼(1687—1768年),他也是罗马僧侣学校培养出来的。东方学研究,特别是关于基督教教派的研究,所以能稍稍普及于西方,主要是由于这位黎巴嫩的博学者的努力。他在梵蒂冈图书馆工作的结果,是以大量的东方写本,去增补现在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丰富的丛书之一的那部东方丛书。赛木阿尼的杰作《东方丛书》(Bibliotheca Orientalis)体现了他对于这些写本的研究,这些写本是用叙利亚语、阿拉伯语、希伯来语、波斯语、土耳其语、埃塞俄比亚语、亚美尼亚语写成的,现在仍然是关于东方各教会的资料的主要源泉。

在叙利亚,有两位著作家可以被认为是这个时代的精神的代表:穆希比和纳布卢西。他们两位都是大马士革人,都是多产的作家。穆罕默德·穆希比(1699年卒),曾在君士坦丁堡受教育,在麦加和麦地那当过副法官,在故乡当过教授。他的主要著作,是一部名人传,包括在回历十一世纪(1591—1688年)去世的一千二百九十位名人的传记。阿卜杜勒·加尼·纳布卢西(1731年卒),由他的姓名就可以看出来,他原籍巴勒斯坦,是一位苏非家兼旅行家。他写了大量著作,但多半没有出版。神秘主义是他最感兴趣的问题,可是他的旅行记,虽然强调神圣的陵庙以及与陵庙有关的各种传奇,仍然是他对于知识的主要贡献。

本文来自网络,不代表FMchannel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

作者: fmchlcom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

13590261561

在线咨询: QQ交谈

邮箱: 2662908789@qq.com

不闲聊哦。
关注微信
微信扫一扫关注我们

微信扫一扫关注我们

关注微博
返回顶部